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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4日这天上午,巴蒂斯塔开始领导发动军事革命,并于当日成立了“五人政府”。这实际上也是野心勃勃的巴蒂斯塔夺取政权的开始。“五人政府”主席由拉蒙·格劳·圣马丁担任。然而不久,“五人政府”就由于内部矛盾升级而导致分化及破产,分成了两派阵营:一派是已升为上校和陆军参谋长的巴蒂斯塔;另一派是担任政府秘书和作战及海军部长的安东尼奥·吉特拉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迅速恶化。这时,一心想夺取政权的巴蒂斯塔与美国特使韦尔斯多次秘密交往,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夺取政权,日后对美国也有利。于是,美国暗中帮助了巴蒂斯塔。
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巴蒂斯塔派军队镇压了支持旧政府的示威游行,取得了主动地位。由于共产党参与了支持现政府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镇压,蒙在鼓里的共产党人以为是“五人政府”秘书长吉特拉斯指使的,将其指控为“马路暴行的祸首”。后来,巴蒂斯塔趁复杂的斗争形势,终于于1934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亲美政府。
在首都哈瓦那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生活在比兰的卡斯特罗并不知晓,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学生,不可能去关注时势变化。不过,他不安分的心渴望到新的地方,渴望新的求学生活,因为比兰毕竟是个偏僻的而又没有名气的地方。
这时候,卡斯特罗在比兰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父亲安赫尔决定给他请一个教父,然后搞一个洗礼仪式,因为没有受过洗礼的人被当地人称为“犹太人”。
有关这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的回忆说:“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叫我菲德尔。洗礼是很重要的仪式,在农村,在农民中洗礼是一种民俗,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宗教文化。那时,死亡的威胁要大得多,农民的预期寿命很短,每个农民家庭都这么想,教父是孩子的第二父亲,应该帮助孩子,支撑孩子,这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总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有时就是叔叔来给孩子施洗礼。我问过我的大哥拉蒙,谁是他的教父,我认为是某一个叔叔。”
按照当地的习惯,在父亲安赫尔的安排下,给卡斯特罗找了个有钱的人当教父。他多年以后回忆说:“我被指定给我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当教子,他和父亲还有某种生意关系,有时我父亲为了家里的投资或某些必须的支出而向他借钱,他借给我父亲钱还要收一定的利息,他有点像家里的银行家。他非常富,比我父亲富多了,大家都说他是百万富翁。那个年代,百万富翁就是有巨大的财富、有很多的钱;那时百万富翁就是一个人每天都挣1个美元或1个比索,相当于普通人一天所挣的百万倍。那时我父亲的财产所值不是很高,尽管经济状况不错,但不能说他是百万富翁。”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他当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位很富有、很忙、在古巴圣地亚哥生活、并在省里很多地方有着很多生意的先生。看来,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和比兰的一位牧师要来看我是不是没有发生该发生的情况,因此我只能等着。我还没有被洗礼,我记得他们叫我‘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我四五岁时,他们批评我时就说我是‘犹太人’。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意思,但无疑他们在说我时都带着贬义的口气,好像我没有受洗使人羞愧,但是我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1932年6月间,一位住在卡斯特罗家的名叫欧弗拉西塔的女老师,经常向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建议,希望他将孩子们送进城里上学,并再三强调说在城里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也会使他们变得更有出息。与此同时,她还夸赞说卡斯特罗如何聪明机灵,有读书的才能,随后说安赫利塔也是个聪明的孩子。最后,女老师说两个孩子在那里上学可由她的亲属帮助照管。但是,在每次的交谈中,她从不提拉蒙,因为她认为拉蒙对学习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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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在圣地亚哥(2)
对于当时的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对此回忆说:“在我受洗礼以前就把我送到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城。女教师努力使我家相信,我不仅是一个很刻苦的学生,而且聪明、机灵和有读书的才能。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城,那时我才5岁左右,他们把我从一个生活上没有任何物质困难的地方送到一个挨饿和过穷人生活的城市。”
卡斯特罗和安赫利塔此次要去的是圣地亚哥一户叫弗利乌的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个失去妻子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女儿,实际上这三个女儿都已经变成了老姑娘。父亲内斯托尔以前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裁缝,现在却成了无用的老人,长年病倒在家。而他的三个女儿,老大是个没有名气的医生,老二是个落魄的钢琴家,最小的欧弗拉西塔是个没有前途的小学老师。不过,她们都在海地上过高等学校,法语讲得很流利。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潦倒。
有关上述这个家庭的境况,卡斯特罗多年以后依然记得,他对此回忆说:“穷人的生活,那是因为那位女老师的家实际上非常穷,在30年代的经济贫困时期,1931年或1932年吧,她全家只有她一份工资;她家姐妹俩人和她们的父亲,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工作,而且有时还不发工资,或经常拖欠工资。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时,经常不发工资,生活非常贫穷。”
1933年8月,即新的学期即将开学的前夕,6岁的卡斯特罗和10岁的姐姐安赫利塔乘上了开往圣地亚哥的火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比兰,到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同时,他这次离开比兰去圣地亚哥,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新的转折点和起点。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卡斯特罗从车窗口最后回望了一眼比兰,算是与比兰匆匆忙忙地告别。
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坐了数小时火车后,终于到达圣地亚哥。他到达圣地亚哥后,住进了一间小木屋里,由于处在雨季,在经常下雨的日子里,屋里整天都湿透了,这是他来到圣地亚哥之前无法想到的生活境况。然而,更加糟糕的情况是,由于医生老大的去世,使这家人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因为医生的工资收入可以勉强支撑这个家。这样一来,全家人不但生活没有保障,而且还要将居住的房子卖了还债。在无处安身的情况下 ,他们一家搬到了亲戚家居住,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也跟着居住在这里。由此可见,他们生活在很糟的环境中,每天的饭菜也让人难以下咽。
不过,刚到圣地亚哥的几天中,卡斯特罗的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圣地亚哥毕竟是座城市,有许多新的东西吸引他。因此,他特意穿着像海军一样的制服,同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姐姐安赫利塔一起到“墨西哥照相馆”照了张相,以作初来圣地亚哥的纪念。然而,当他留在圣地亚哥过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在困扰着自己,因为这是他第一离开比兰在外地过圣诞节。
不久,欧弗拉西塔在当地人称为“因滕登特”区的地方租了一个住处。这个住处在一条碎石铺成的街上,街牌号码是6号,旁边有一个山坡,这里几乎都是贫民居住的地方。
卡斯特罗随他们搬到了6号住宅,但这里的居住条件更为简陋,只有一个小厅和两间不大的卧室,糟糕的是这两间卧室却要容纳5个人,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愉快起来。
实际上,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每月寄给每个孩子的生活费是40比索,足够他们的生活开销,完全不应过得这么艰苦。然而,卡斯特罗和姐姐的每月生活费却被这家人克扣下来了,用以还债和其他方面,因为这个家的惟一经济来源来自欧拉弗拉西塔做小学教师的工资。当然,这期间欧弗拉西塔也想过要租一个大些的、条件好的住处。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闲着没事,甚至感到有些无聊的时候,便来到房子的一个平台上,站在这个平台上看圣地亚哥湾入口处的海边景色。每当他来到平台上时,总是长时间地眺望着那里的风景,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时他也观看“处女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内心不由感到一种惊异。总之,他认为圣地亚哥是个地势高低不平的城市,好像波涛汹涌的海面,其实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美丽城市。
1934年4月间,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卡斯特罗的哥哥拉蒙也由比兰来到圣地亚哥上学。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