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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期间，由于军事情报局截获了纳蒂写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当拉斐尔得知消息后，立即指使手下将卡斯特罗写给米尔塔的信送给纳蒂，同时又将截获的纳蒂的信送给米尔塔。这样一来，使他们夫妻的关系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离婚已经无可避免。
在大赦免中出狱（1）
1954年9月间，在梅尔瓦和艾德的积极努力下，找到一家小印刷厂，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印了27万份，并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大部分运往奥连特省散发，另一部分在10月间通过奇瓦斯的私人秘书孔奇塔·费尔南德斯运到美国纽约散发，随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监狱方面允许劳尔来到哥哥卡斯特罗的牢房，并陪伴他。这样，使他的监牢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增添了一点色彩。然而，当9月3日他在狱中得知“囚禁在皮诺斯岛的菲德尔和劳尔的父亲、庄园主安赫尔·卡斯特罗·阿希斯的家烧了……”的消息后，心中立即布满了阴云，心境又坏到了极点。这时，他在精神上面临着家庭灾难和婚姻破裂的双重打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痛苦。但是，他很快从这种痛苦中挣脱出来，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善于战胜痛苦和困难的意志。这可以从他在1954年11月29日致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姐姐，你对离婚的见解使我高兴，特别是你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我的嘱托。关于孩子，我保留我的观点……我同那些人之间有一条鸿沟……我以要求离婚的同样决心迎接各种耻辱；儿子毫无道理的离去使我难过，我将不惜任何代价，以同样的决心把他赎回……总之，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要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必须先把我杀死，即使杀死我……我一思考问题，便失去理智……星期六等你……”
12月8日，卡斯特罗在写给利迪娅的信中仍然谈到了儿子的问题，看来能否在离婚中得到儿子对他十分重要。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姐姐，佩拉约和何塞·曼努埃尔（均为律师）在这里的那一天；我告诉他们只要先把孩子带来，并在我指定的中学注册，接受我的监护，我将做出让步。否则，我们将提出诉讼。他们告诉我另外一方会提出异议，理由是我正受到法院的制裁……我回答他们说关于这一点，完全不用为我担心，法院以令人起敬的借口对我进行判决，把我投入监狱，我为此感到荣耀……我毫不妥协，如果归还我那被劫持的儿子，我将以足够的君子气度避免一场令人不快的官司；我也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任何必要的地方。如果他们幻想着我会同意他们把这孩子养成一个寄生虫……他们的心灵将对他们的行动，对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道的和卑鄙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你兄弟的热烈拥抱。菲德尔。”
卡斯特罗在狱中除了处理家庭的问题外，也十分关注追随他的革命同志。1955年1月1日，当新年第一天来临的时候，他在狱中得知曾参加袭击蒙卡达兵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尼科·洛佩斯因身陷困境、打算与卡利斯托·加西亚一道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致信尼科·洛佩斯，提醒和关切地说：“假如你们到达时他们没有对你们进行拘留，为避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们可以自由地、自愿地到圣地亚哥紧急法院里，找到包迪略·卡斯特利亚诺斯，他将为你们辩护……就说你们需要的是与被关押的战友同样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我随信附上声明，供你们到达前签名后寄给CMQ电视台、米格尔·克韦多、孔特·阿圭罗、帕尔多·利亚达、广播联盟、曼努埃尔·帕拉西奥·布兰科、《自由新闻》、《世界报》和《国民日报》……”
另外，他还在信中告知说：“……案件将重新审理，我们将震动全国……就在总统就职前。当所有声音都呼吁赦免我们时，这将是一次可怕的心理打击。你要把这一计划告诉所有你认为合适的流亡在外的战友。但是，请注意，这作为你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请求你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慎重……”
现在的卡斯特罗在行事问题上已变得相当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凭单纯的冒险精神行事，这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另外，请人转给在袭击蒙卡达兵营时牺牲的雷纳托的父亲雷内·吉塔特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不再给你写信更为慎重，因为官方的无耻使我们失去信任。尽管先生是本市如此深受我们大家爱戴、尊重、敬慕的人，你为什么会相信当发现与我频频通信时，他们会不去打搅你？……小伙子们很容易激动……因为一张相片……在这里要装作我们之间不存在丝毫联络；但任何佩德罗（米雷特）对先生可能的暗示将向新闻检查暴露我们正在联络……”
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3月13日致利迪娅的信中，用坚定的语气对当局说：“我过去没有请求，现在也不会请求赦免。我有足够的尊严在此度过20年或者早早死于愤怒。现在，至少要允许我彬彬有礼地、不时地让一些人滚蛋，让那些无孔不入地寻找借口扰乱别人安宁的人见鬼去吧……”
巴蒂斯塔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古巴总统，实际上是攫取了总统宝座之后，随即宣布大赦。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1955年3月19日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波希米亚》杂志将此信加标题为《关于赦免的信》，并发表在该杂志的“自由论坛”专栏上。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好朋友，既要良知不叹息，又能保持沉默，这是不可能的……广大民众表示赞同释放我们，毕竟根源是来自群众固有的正义感……围绕这种感情，弥漫着蛊惑、虚伪、机会主义和恶意。（……）有人叫嚷‘连蒙卡达的人也包括在内’。怀疑、犹豫，但你们知道吗……若进行一次民意测验，99％的民众要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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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赦免中出狱（2）
他在信中还写道：“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如此奇特，当众称我们为杀人犯，私下里称我们为绅士；当众，他们激烈地抨击我们，私下里又来与我们交好。有一天，一位上校赠送我一支雪茄、一本书……另外一天，来了三位笑容可掬的部长……政府宣布只要被关押和流亡者放弃自己的立场，只要能达成支持政府的默契就可得到赦免。现在该我们也以爱国热情对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束缚做出回答了……他们把我们当做人质，就像纳粹在被占领国家……为换取我们的自由，我们绝不会舍弃哪怕一点我们的尊严……经过77年的英勇斗争，提坦的英灵将在我们中间看到他的精神后代……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信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监狱当局的不满，并宣布禁止他30天不得与外界交流，这等于又将他与世隔绝。这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卡斯特罗被监狱隔离的消息，其中《马路报》和《波希米亚》杂志载文，还有电台广播均呼吁当局解除对卡斯特罗的隔离。另外，有一家媒体道出了监狱的状况：“就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样，利迪娅和埃玛·卡斯特罗去看望兄弟……等待她们的是彻底的拒绝……看来形势难以维持……一切表明应立即把战士们转移到拉卡瓦尼亚（哈瓦那）监狱……这样才能履行古巴圣地亚哥紧急法庭的判决所指定的这座军人监狱。”但是，因为来自社会呼声的压力，监狱放松了对卡斯特罗的隔离。
除此之外，由于与卡斯特罗有深交的律师阿斯皮亚索和雷森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的法律草案，而在草案上签名的有两万余人。该草案经议会激烈讨论，终于在5月2日获得通过。这样一来，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不久便可出狱，重新获得自由。
卡斯特罗得知此消息后，对自己出狱后的生活有了设想。他在5月2日致姐姐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说：“亲爱的姐姐，关于同意租赁一套小公寓的电报已发出，我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你为75比索的租金已如此兴奋不已。我在脑海中的想法是一间作为类似的办公室，处理我的事务，另一间只供我们四人居住（指利迪娅、埃玛、劳尔和本人）……舒适方面，若不是必需某种体面的话，请相信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