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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的这一情形，卡斯特罗在1953年12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信中写道：“90人死亡……第一夜30人被杀害。在圣地亚哥郊区，佩雷斯·乔蒙司令率队伍打死21名赤手空拳的散落战士，许多人被迫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向军队医院俘虏的血管中注射樟脑液。只有5人存活下来。何塞·庞塞和古斯塔沃·阿科斯两人受到波萨达律师的保护，他不允许把两人从‘西班牙人’医院强行拖走。上尉军医塔马约把伤员佩德罗·米雷特、阿维拉多·克雷斯波和菲德尔·拉夫拉多尔从军人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同年，他在《民族宣言》一文中还写道：“5人受伤。只有5人——我重复——活着。大部分人是从手术台上被带走，还没走出医院，有人已死在电梯中。”
卡斯特罗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遭致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周密的侦察，对敌方的情况了解不够，估计也不足，再加上敌我力量悬殊，而且敌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兵力强大，占据着有利地形，另外民众也没有起来响应。不过，卡斯特罗日后却认为：“我相信，如果我们不理会巡逻，一直前进，我们早已拿下兵营！”
然而，不管怎么说，虽然卡斯特罗领导的这次袭击兵营的战斗失败了，但是产生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和深远。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向巴蒂斯塔政府打响了第一枪，并由此揭开了古巴革命的序幕，激起了民众反抗政府的巨大热情。同时，卡斯特罗也因此成为古巴革命的领袖。
惊世骇俗的自辩（1）
当卡斯特罗的家人从广播电台中听到他已被打死的消息后，都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尤其是父亲安赫尔和母亲莉娜日夜难安，悲痛万分。他们四处打听有关卡斯特罗的确切消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卡斯特罗真的被打死了。有一天，姐姐安赫利塔陪母亲莉娜去圣地亚哥找到迪亚斯·塔马约将军。这位将军不但热情接待了她们，还告诉她们说卡斯特罗和劳尔都确切地活着。这样她们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政府军正在加紧搜捕卡斯特罗一行人。当政府军得到卡斯特罗等在“巨石”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便派重兵对这一带实施包围，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
实际上，这时跟在卡斯特罗身边的只有10个人左右。由于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决定将这10个人分散行动。他留下五个起义人员在原地，继续与圣地亚哥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保持联系，以便得到主教的庇护，而自己则带着奥斯卡·阿尔卡尔德、佩佩·苏亚雷斯趁黑夜穿过被军队封锁的大路，然后来到圣地亚哥湾和马埃斯特腊山之间的一带山区。他们在这带山区约莫活动了一个星期左右后，已到了人困马乏、又饥又累的地步。这时，他们发现了山角里的一间无人居住的棚屋，于是决定在此宿营，等第二天离开这里。然而，令他们无法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次日天刚亮，他们已被巴蒂斯塔的军队包围，并把枪口抵在他们身上。他们这才知道不是做梦，因为他们确实被抓捕了。
当卡斯特罗被押出棚屋时，站在屋外的佩德罗·萨里亚中尉发现还有5人没有抓到，于是他冷冷地问：“还缺5人。他们在哪里？”
卡斯特罗简单地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了。”
这时，萨里亚中尉打量了一番卡斯特罗，认为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开始记录口供：“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卡尔德林，学生，21岁，哈瓦那人。”当他记录到这里时，觉得不对头，于是怀疑说：“不对。这个人是棕色的，好像要找的人是混血儿。”随后，他再次对卡斯特罗打量了一番，认为自己在大学里见过这人，便又问：“你的真名叫什么？”
卡斯特罗仍然平静地回答说：“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卡尔德林。”
这时，一群疯狂的士兵将蓬头乱发的卡斯特罗和另外两名战友推到公路上，准备就地枪杀他们。就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萨里亚中尉急忙制止士兵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这样，卡斯特罗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卡斯特罗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留在原地的5名起义人员也被俘虏的消息后，对萨里亚中尉说：“我不愿被带到任何地方，我宁愿死。”
由于情况异常，萨里亚中尉要求所有人趴在地上。当他听见卡斯特罗的话时，以命令的口气说：“这里我说了算！趴下！趴下！”
卡斯特罗躺在他身边后，认为这个中尉是正直的人，便承认说：“你所要找的人就是我。”
萨里亚中尉吃惊地问：“你是谁？”
卡斯特罗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身份说：“首领，你看到我时想像的那个人。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萨里亚掩饰不住兴奋的表情说：“哦，好家伙，真是……你怎么变了，小伙子！才这么短时间！”
卡斯特罗平静地说：“好了，你可以杀我了，一切都将结束。”
但是，萨里亚却出人意外地说：“谁说要杀人？谁让我杀人？”
随后，卡斯特罗等3人被萨里亚的手下押上一辆卡车，他们在车上见到了在原地被俘5名起义人员。但是，卡斯特罗被安排坐在卡车驾驶室，他坐在司机和萨里亚之间。在途中，他们与佩雷斯·乔蒙司令官相遇。司令官命令停车，并指示将卡斯特罗等战俘送交军队处置。然而，萨里亚中尉拒绝执行司令官的命令，坚持将卡斯特罗等战俘送交当地警察局。
1953年8月1日午后，从哈瓦那来的记者向警察局请求采访卡斯特罗，并得到查维亚诺上校的准许。过了一会儿，胡子被炎热的太阳烤焦、衣衫褴褛的卡斯特罗被警察带到局长办公室接受记者的提问。
卡斯特罗看上去很疲惫，但是，他仍以饱满的精神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回答中他重复了蒙卡达宣言中一些主张，如：主权归还人民、净化国家管理、完善公共健康和教育。另外，他还揭穿巴蒂斯塔在科伦比亚兵营有关“七·二六”事件的讲话完全是虚伪的，是撤谎。由于谈到了敏感的问题，查维亚诺局长急忙找机会中止了记者的采访活动。
当天，卡斯特罗被转移到波尼亚托监狱。随后，劳尔和其他一些俘虏也被押送到了这座监狱。除此之外，就在卡斯特罗发动“七·二六”起义当天，巴蒂斯塔下令无端逮捕了一些真正党、正统党和共产党人，并将他们关押在波尼亚托监狱。
另外，参加“七·二六”运动的两位女士艾德·圣玛丽亚和梅尔瓦，也在转移中被巴蒂斯塔的军队抓获，并关进波尼亚托监狱同一间牢房，她们在狱中表现出很坚强的意志。
波尼亚托监狱根据上级的命令，禁止卡斯特罗与外界联系，因此他处于被隔绝状态。不过，好在监狱的军事监督利亚内斯·佩列蒂耶中尉是他在哈瓦那大学法律学院的同学，并表示愿意秘密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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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自辩（2）
9月间，由于即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被俘人员，经商议，哈瓦那律师协会指定有威望的律师豪尔赫·帕戈列雷出庭为卡斯特罗辩护。但是，因当局设置种种障碍，辩护方和被告难以见面，只有当紧急法庭出面干预时，辩护律师才获准10分钟与被告见面的时间，见面必须在军事情报局官员的监视下进行。在这种无法容忍的情况下，由于卡斯特罗本身是律师身份，于是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
9月21日，是个令全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人。这天从博尼亚托到司法大楼戒备森严，士兵排成了长长一队，被捕人员在重兵的押送下来到司法大楼。卡斯特罗作为头号审判对象，被单独押送到法庭，这天他穿着一身平时爱穿的黑色西装。一个CMKC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格洛丽亚·奈德拉斯，也是正统党人，特地从哈瓦那赶来支持卡斯特罗。他看到她很高兴，并互相问候。
上午7时40分正式开庭，当法官问到被捕人员时，大家都说：“我们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随后，卡斯特罗被传到被告席的凳子上坐下，他面对的是军事法庭公诉人的提问，他将全面陈述这起事件的因果。在此之前，艾德在致被捕人员的信中请求委托他以小组名义向法庭全面陈述。因此，他一开始便向法庭陈述说：
“我的责任是理性的和感性的。这些青年和我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我没有劝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