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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只能以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说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后来父亲还大大地称赞我一番,并告诉我一个参谋作业必须如此细腻。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是因为相似的例子时常发生,向元首报告必须注意,攸关战略的才是重点。
预备役
我们的预备役不健全,对国家而言是一种浪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了那一朝,都得养着,这是不行的。要发展预备役,保持预备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间的职务都已经是经理级以上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官阶只是预备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银行经理,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在写东西,我问他:“一个银行经理还需要自己写东西吗?”他说他在做一个演习作战计划。他是预备师的师长,每一个月他都要请团长级的人聚餐,包括师部参谋长、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长、第一团至第三团团长、炮兵团团长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营长,每一次聚餐都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团长回去后会找各营营长聚餐;依次类推,营长找各连连长,连长找各排排长,排长找各班班长,班长找本班的兵,都是一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问题,所以瑞士全国皆兵。反观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在三军大学创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人的计划、行动都是“太监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没有了。我在三军大学一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他们在作业上就提高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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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一体制
一个防御计划一定有一个逆袭计划,敌人打进来时,我们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们的阵地;此外,如果我们是守势,守势计划的最后一段则是转移攻势的时机与方式。我们对于“攻守一体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做好,如何从守势转移攻势,在哪种时机转移,以哪种方式转移,为了这种有计划的做法,联勤的生产一定要有策划。如果我能够早十年当联勤总司令,我就可以把国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曾经说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准备,就敢发动欧洲大战,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国工业来备战,打一个五十年以前的战争,现在以台湾的工业基础,给我六年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让国军打回大陆去。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工业基础而言,除了拿到一点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坏,愈用愈少,敌不过我们所建立的新军,只要给我六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去。而且经过六年之后,大陆人民对共产主义也厌倦了,所以这场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当联勤总司令的时间太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机会反攻时,美国又百般阻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架战斗机要飞跃一百几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陆,还要进入内陆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远,到了那里没有多久又要赶回来,否则回不到基地,因此飞机外有外加油箱,通常是翼肩外加油箱,这个东西看来简单,像个雪茄烟似的,挂在翅膀两端,在过海峡之后,先用翼肩油箱,一有状况就把翼肩油箱拉回掉,飞机就恢复战斗性能。这种油箱我们自己不会制造,因为其流线型要和飞机性能配合,否则可能折断机翼,因此要计算好流线力学。后来我们想制造,美国也不准,说由他们供应很方便,不必花这么多钱,结果每当有一线反攻时机时,美国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关岛,每一架飞机只给四个,只能飞两次。试问每一架飞机只能飞两次还能打什么仗?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美国限制。此外,如果陆军要以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向大陆做一个突击登陆的威力搜索,必须经过美方同意,美方不同意,我们就不能做。究其实,就是怕我们反攻。所谓协防司令部,究竟是协谁的防,坦白说,就是不让我们反攻。大陆的赤化,从延安到雅尔达会议,可以说是美国一手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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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的经验(1)
我这次大病一场,心脏曾经停止跳动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四分钟,最后又活过来了,而且脑子也没有受损,可能与我自小水下的功夫有关。
小时候,我家前面有一个潭,就在武岭之下。笤溪非常湍急,到了武岭下形成一个潭,溪水比较安定。有一个叔公经常带着我到溪水游泳,也在潭中教我潜水,使我练就了一身的游泳功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母亲与其他香客都在庙里拜拜,只有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我游着游着,突然发现岸上的人愈来愈小,我就警觉到海水退潮了。潮水非常快速地把我带到海中,我怎么游也游不到岸边。当时我非常镇定,也幸亏我水下的功夫还不错,我就一下潜到海底,抓着海底的沙,爬进岸边;憋不住气时,就浮到海面上呼吸几口,虽然会被冲走一段距离,但是我又迅速地潜回海底,抓着沙爬进岸边,就这样,我爬回了岸上。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后来在学校里有一次测验,成绩是两分半钟,相当惊人,因为一般人能够有两分钟以上的非常少。
苏州东吴大学靠近城边,那时候有内城河及外城河,学校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内城河,同学们常常在内城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们有七个人一起去内城河游泳,结果有八个人起来,这下子把我们都吓坏了,那个尸体不知道沉在河里多久,经过我们拨动河水后,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浮起来,脑胀得好大,而且尸体已经发绿。我们一见状,就赶快游回学校边上一个小码头的台阶,速度之快,我想应该有资格参加亚运了。我从来没有游得那么快过。
学校在下午三点钟有一堂游泳课,老师向来要我们先站队、报数,看看有没有人缺课,等到上完课之后,再站队、报数,我们向老师鞠躬之后就解散。有一天,我们站队时发现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没有来,他事前也没有请假。那天的课程是跳水,学校的游泳池是十公尺宽、二十五公尺长的小型标准池,深度分别为三公尺、九公尺、六公尺。我们跳水是在九公尺处跳,我跳下水后,身体翻过来,脚一蹬,感觉踩到一样东西。回到岸上后,我就跟老师报告:“报告老师,下面有一个西瓜。”老师一听,立刻潜下水,把那位同学拖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就是那位缺课的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午吃过饭后,就先到游泳池游泳了,他的泳技并不好,因为天气热,所以他喜欢在上课前去游泳池泡泡水。我们检查时发现,他并不是溺毙的,而是胃里的东西涌出来,塞住食道,食道一胀开,就把器官憋住了,他是闷死后沉到游泳池底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与教训。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常与几位德国同学结伴去游泳。有一年冬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四人租了一部车子,开到郊外,我们把冰砸破之后,就在冰河里游泳。我们并不怕冷,而且我们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好象合为一体,不受大自然气候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周末到南德的一个大湖游泳,湖中有一个小岛,距离大约有五千公尺,通常我们都不带游泳衣,骑着机车,到了湖畔后,把衣服一脱就下水了。不必担心有人会偷车和衣服。湖边与中间岛屿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的半岛,我刚游过半岛时,发现有一条船,船上有三位女性在划船,她们将船与我平行,还问我要不要到船上休息,喝汽水、吃冰淇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们说:“你看看我们。”我就扒在船边上,没想到她们三个也没有穿衣服。她们说:“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就到船上与她们聊天、吃东西。这个经验让我觉得一个中国乡下土孩子出国,看到一个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中外对礼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次我真是上了一课。
我回到国内后,哥哥把我调到江西,帮他办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一共有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区队,区队的队员都是女生,其他三个大队的队员都是男生。第一、二大队的成员是中学生,第三大队的成员是高中毕业生与大学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