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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又建议父亲，将父亲的观念纳入干部学校的教材里面，父亲的观念就可以普遍流传。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也立刻下令照章执行，但是做得还不够彻底。
父亲曾经再三叮嘱要重编典范令，但是典范令太多了，如果没有科学的组织就无法实现。后来我又建议一个方法，以德国典令为范本，该典令为《作战纲要》，分成上下两册，上册是人人必读的，下册则是机密文件，限制阅读。在大战期间德国把该纲要改成五册，阶层限制更为明确。其中第五册是把该部书所使用的军语集中起来编成一册，其中还有军令，如果没有经过总部的许可，不能更换其中一个名词，或将军语做另外的解释，同时也规定修改整篇的时间。父亲多年来也计划要把我们的军语重新整理，但是也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进行起来的确很难，同样的一件事情，各军种的说法就不一样，例如mantinnes在陆军称为保养，海军则称为维护，三军说法都不一样，后来父亲下令要名称一致，就改称为保修。
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语常常和民间的用语有一段距离，外国则将日常用语变成军语，所以人人能懂、能记。我国则是用旧的操典，与日常用语相差更远，一方面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早年都是一批学人来编写操典，所以文言太多。
我向父亲报告德军的做法之后，父亲觉得他们非常科学，便下令各兵种分别编成一册手册，最后编军语，每一个军语都加上定义或涵义。编好之后由陆军总部召开一个会议，陆军各兵科一起来审视有无不同之处。如果有不同者则进行协商，最后加以固定不再各行其是，从此各兵种之间的沟通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要能够做到从参谋本部到各总部及陆海空各部队，在部队作战训练、干部教育上打成一片，首先就要从军语辞典的统一开始做起，使大家有共同的沟通语言。军语辞典的修正过程，最初是从上级开始诱导下属，由“国防部”开始，后来，我把德国的方法向父亲报告，父亲认为德国的方法比较可行，就改采德军的方法。德军的任何一本手册，都把有关的军语提出，编在手册后面，成为附编，从下属开始做检讨，例如集合炮兵、装甲兵、步兵一起检讨附编，如果发现有同样的事情用不同军语，或是同样的军语有不同的解释，大家讨论之后，裁定一个共用的军语。陆军整理好后，海、空二军也按照这种方式，找出冲突之处，将观念统一。可惜我们没有彻底实行。军语的统一必须继续不断，因为会产生新的战法，也会增添新的装备，如此一定会有新的术语产生，所以要每年不断的修正。德军在主要手册后面都会加上一张纸，上面有一张表格以及各军种总司令的命令：如果有建议者，就把建议事项填在表上，直接寄到总部。总部接到建议表，如果该建议有很大价值者，总部还会给予建议者奖赏。所以每一个干部可以不断参加修订新手册的工作。父亲很欣赏这种方式，要我们采用这个办法。如果干部们真的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做，国军的军语一定很快就能统一。所以国军的统一思想工作，要从修正手册开始着手，修正手册要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就一定要统一军语。
编写典令及统一军语（2）
我到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当校长时，第一个星期就着手策划下一次演习的状况，其中有一部分与后勤有关。按照国军翻译的美军后勤手册中，有一个状况是：在某一条河边要建立一个码头，称为“打火机码头”。因为这是一个术语，大家必须统一，我看手册后面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修正的说明，而且在最后一次修正时编为国军的后勤手册，但是在编为国军手册时，还是称为打火机码头。当时我问教官，为何称为打火机码头，教官说：“大概是漏了一个字，应该称为打火机型码头”。我说：“市面上有各种类型的打火机，哪一型才算是标准，英文的lighter有打火机、驳船二种意思，因为大船无法靠近码头，所以需要小船接运，由小船将大船上的人或物资送到岸边，这种码头就称为驳船码头。”我要他们找美军手册来，他们就找来了美军最原始的手册，果然手册上写的是“lighter wharf”。如果翻译成“轻型码头”，还可以接受，但是他们竟然翻译成“打火机码头”，这就是因为翻译者不是军人出身，只知道按照字义直接翻译，但是后勤教官应该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怎能如此轻忽。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很多人不用脑筋，使得统一国军观念的要求，多年来一直纠纷不断。领袖只能交办一次，再追问一次，无法时时刻刻注意，毕竟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他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要指导。领袖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上都没有好的助手，反而有很多人替他开倒车，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在学校这一段时间，使我更认识了三军的弱点。以陆军而言，从“国防部”、各总部、各军团，一直到营、连长，凡是到学校来受训的人，我都曾与他们个别谈话。
美军每一个军种都有手册，只要有一样东西就有手册，假定有新的战车，也会有手册说明。我们第一次购买M41战车之后，也是我们“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次有自己的射击场。在射击场举行揭幕典礼时，由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将军亲自主持，当天由我第一个试射，我从来没看过M41，可是我把读熟后，在射击场发射三炮，每炮都命中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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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团与军官团
在军事制度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军官团与士官团的制度。军官团从前是以团为范围，团长为核心，师长为辅导；士官团是以连为范围，士官长为核心，连长为辅导。军官团与士官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人事与教育。在德军的编制上，师长下设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师长透过两位副官的作业来辅导下属的几个团。所以，平时干部们除了受学校教育之外，在任期间，一个团还要把营连排的建制打破，只包含军官，这一个抽象的名词就称为军官团。它既不是一个建制，也没有编组，而是指全团的军官。团长的责任就是教育与辅导这些军官，辅导包括人事与教育。所以军官团教育就要注意每一位年轻军官的理想、前瞻与发展，帮助他们规划教育进程以及未来职务升迁，我们常常发生“好人不求职”的情形，完全以上级的分配为依归，这种人常常耽误了前途；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处钻营，有一句话形容得最为贴切：有人便有事，没人别求事。所以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的建军还没有上轨道，就是因为军官团体制不健全所致。
再谈到士官团制度。士官长是一种职务，不是阶级，本来一个连里面有一个士官长的编制，但是国军最后却将士官长变成一种阶级，如此一来，一个连里面多了好几个士官长，既然是士官之长，是士官团的带头人，怎么可以有几个士官长呢？这不就等于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爸爸吗？如何安排士官的人事晋升及教育训练，加强学术修养，优先学习新装备的使用，都是士官团的责任，但是这些事都没有人管。好的主管虽然会主动去安排，但是总部却没有设计成一个体制，指导与鼓励部属，完全让部属自生自灭，这不是建军应有的态度。
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共的师级干部在美国相见，他向我抱怨中共的高干子弟胡作非为。我告诉他：“这是属于你们内政的问题，我不应该加以批评，不过，我现在以纯学术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以道德的标准来说，军队及百姓的确会看不惯高干子弟的胡作非为以及他们勾搭高级衙门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共产体制国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状况之下，样样事情都要集中到中央执行，民间以及下级部队、地方政府，都无权过问。试问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做到经济起飞？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只有如此，经济才有希望。英文“起飞”是take off，也就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不是由高干子弟来做，直接由高干子弟联系，就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大贸易。这么一来，还有什么经济起飞的机会。”那位师级干部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共一定可以控制整个东方的经济，与西方抗衡，到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变成大中国了。所以我建议他不妨与高干子弟多联系。不过，站在道德的立场，这件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