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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二、先室静宜
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求学时代（2）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常宁宫是古名，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线（Military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ATS），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我接到电报后，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返回台湾，其余将领仍然搭乘MATS返国。
求学时代（3）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