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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 ；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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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再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
时在北京的康有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旨，最初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