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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会合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欢迎2、6军团，用羊毛纺织了袜子、手套送给他们。其实，2、6军团的军装要比红四方面军好些，毕竟湘鄂川黔还是要比甘孜富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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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雪山过草地
在2、6军团到达甘孜后，红军内部反对南下，要求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力量壮大起来了，加上甘孜地区太贫穷了，部队在这里确实难以生存，张国焘决定还是北上。于是部队开始做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开始收集粮食和御寒的东西，政工干部开始讲政策做动员。部队给每个班、机关每个科发了一个锅，每个人10斤左右的青稞炒面，红四方面军在前，2、6军团殿后，从甘孜向阿坝出发。
刘月生夫妇近照离开了甘孜后，就进入了高寒地区，气候变化很大。第一天晚上宿营，刘月生和战友们正围着烤火，突然一朵云过来，就开始下雨和雪，火也灭了，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躲在帐篷里，还是发抖。第二天起来，在帐篷门口睡觉的一个十几岁大的通信员就再也没有起来。部队出发后到达的第一个县城是德润。说是县城，才几户人家，什么都没有，大家本来想到县城好好休息一下，看到这个样子，才意识到今后的道路可能更加难走，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在县城根本找不到可以让部队宿营的房子，政治部就找了一个干水沟，战士们又冷又饿地睡了一晚上。当时刘月生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几个警卫排的战士跟在部队最后担任收容工作。有一次，他们看到路边一个小高地上，有一个帐篷还支撑在那里。刘月生奇怪，想太阳都出来很长时间里，怎么他们还不出发，于是带着战士跑过去看，才知道二十多个红军全死在帐篷里了。据刘月生猜测，那些战士可能是太累太虚弱了，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部队这样走了十几天，才走到阿坝。到了阿坝之后，情况也不见得好。粮食已经吃完了，青稞也被前面的部队收割完了。刘月生和另一个干部一商量，跑到地里去拾青稞穗子。饿了就把青稞放在瓦片上，烤熟了吃。连续拾了三四天，弄到了不到40斤的青稞，磨成炒面才七八斤。但他们就是要靠这点粮食吃一个月，才能走过雪山、草地，这实在太难了。从甘孜出发后，他们每天宿营后，第一个事情就是找野菜，用水煮了后，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一些炒面。当时红军战士中，再好的关系也不接受别人的炒面。因为谁都不够吃，如果一个人吃，可能还能活下来，如果分给其他人，那两个人都活不了。刘月生看到一路上全是红军的尸体，左一个右一个，好多都是极度虚弱死掉的。有一次，刘月生在过一个小山时，遇到了突然刮起的大风和冰雹。刘月生感到鼻子好像突然被堵住了，怎么也呼吸不了，怎么提脚都提不起来，也走不动，眼睛看东西是虚的，想把雨伞打开的力气都没有。刘月生就对指导员说想要休息，但指导员坚决不同意。马上和连长两人上来架起刘月生，硬拖着刘月生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后，刘月生缓了过来。其实，刘月生知道，当时好多红军战士，坐下去以后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刘月生采访手记
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陆薇薇
到北京采访刘老爷子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顶真的人，因为，他的秘书提早了一个星期让我把采访提纲发过去，说老爷子要好好准备准备。我心里其实挺犯嘀咕的，因为根据经验，凡是上了年纪，尤其是很大很大年纪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的采访提纲，他们的记忆是模糊的直线型，自顾自地就能把事情说开了去，拉都拉不回来。可是，见了老爷子，才发现，他是真正认真的一个人，特别是对于自己，对于那段历史。因为我发现，老爷子手里拿着的就是我的采访提纲，上面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的字，他的顶真和对于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很让我汗颜。采访很快就开始了，军人的特质就是他完全明白自己的任务，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对于一个有着70多年从军经历的老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老爷子还是保持着战地的习惯，把靠背椅子当成了板凳，随手把裤管袖子卷了起来。一开口，他就立刻像换了一个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他的记忆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清晰，所见、所闻、所为，还有身边战友们的心绪和作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刚开始西征离开苏区的不舍，还是被敌人围追堵截时候的窘困。说到部队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老人的声音低沉了下去，而说起肖克用智谋战胜了飞机的时候，老人像个孩子般大笑了起来。趁着老人说话的当口，我在他家屋子里闲逛，房子很大，却几乎没怎么装修，每个屋子都很昏暗。刘家奶奶特别热心，切了西瓜说让我们解渴。西瓜是沙瓤的，特别甜。我们吃得开心，老人却一口没动，自顾自地在一旁整理一些菜皮和粮食。我问她这些东西派什么用，烧什么菜。老人笑了，说，都是菜场收摊剩下的，人家都不要了，她捡了回来，给猫吃。因为大院里挺多的野猫，她觉得那些猫没东西吃特别可怜，所以，就不时给他们准备些吃的东西。整理完了菜皮接着整理小米，难不成猫咪还要吃小米粥么？刘奶奶说，那是家乡人送给她的礼物，因为她在家乡办了所希望小学。房子太潮，她就只能找来各种罐子和可乐瓶把小米装起来，送朋友或者邻居。我奇怪了，难道家乡人不可以送些其他的东西来表示感谢么？刘奶奶说，她不让。虽然她是出钱办学校的“大老板”，但是每次去学校，她都坚持不和当地政府官员甚至学校的老师校长一起吃饭，“你知道么，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把钱花在除学生之外的任何地方了”。我无语，将军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么？我跟刘奶奶说，过会儿我们还要拍一些镜头，让奶奶陪着刘老爷子上院子里散散步，没想到，刘奶奶突然扭捏起来了，说要去换身衣服。我偷笑，女人还是爱美的。无论她多大的年纪。刘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身衣服穿了快20年了，边啊角啊都磨破了，怕你们拍出来镜头不好看。我留心看了下，的确，我又无语。离开刘老爷子家的时候，老两口送我们到了门口。老人们的热情和热心让我们不断地握手，告别，再握手，再告别，似乎大家都希望离别来得越慢越好。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次的告别之后，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来拜访这些历史老人。而对于老人来说，这一次的告别之后，不知道还是否有机会等来下一批的听众。也许，纪念长征，记录历史的悲哀和快意尽在这里了。
苏区“红孩子”
1949年10月1日16时，当17架飞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上空飞过去的时候，飞行编队的隆隆机声和地面数十万人群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大家都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激动万分。方槐就是当时这支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长机。
方槐全家合影说起方槐，得从红军长征开始。方槐出生于1917年，原名赖芳槐。他的家乡在江西于都，那里是红色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红军到来之前，方槐家里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间房屋。租种地主的四亩地，每年收获的四成要交给地主。祖母改嫁后，方槐的父亲跟着过去，借了一间房子住。家里欠外债100多块银元。从小，方槐就帮着家里干些活，不过，方槐念过两年书。课本自然是《三字经》一类的书。除了能够认识些字以外，方槐觉得自己没什么别的用处。社会上的事不知，自然科学更谈不上，数理化更没有。方槐的命运在12岁那年改变了。那年，方槐的家乡被红旗插遍了。于是，方槐也就加入了儿童团。在于都，有许多像方槐一样的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跟着红军起来闹革命。当地老百姓都管他们叫“红孩子”。当时那些儿童团专门负责破烟馆、赌馆，而当地赌鬼烟民最怕“红孩子”。那时候的方槐，其实还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是后来，方槐也渐渐懂了。他知道苏维埃是人民的，是老百姓的政府，是穷人的政府。他知道，家里分的土地比原来租的地还多，欠的债也不用还了。把地主的田地分出来，就叫土地革命。方槐还知道了苏联，知道苏联好得很，种地有机器。虽然方槐不知道什么是机器，但是觉得好，因为有了机器，耕地不需要人了，机器会耕。于是，方槐脑子里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