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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酋望一辞可作酋长望族解。因此南诏的酋望一官,可能原属氐族中的一种称呼,后遂成为官名。南诏之诏,本为氐语,苻坚有苻诏之称,坚以锦袍遗慕容冲,亦自称诏曰。氐族的文化高于羌族,故六诏制度多凭借白蛮,我们不能因为六诏称诏,就说南诏等六诏属于白蛮,即为傣族。
《新唐书·南蛮传》的《两爨蛮传》末提到昆明蛮,文曰:
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歊湿,宜秔稻。人辫首左袵,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①
昆明蛮为白蛮,大概在今云南洱海以东东川境内。《新唐书》说这一族人辫首左袵,与突厥同,并不说昆明蛮就系出突厥。不过南诏有一点却似乎与突厥有关。《蛮书》提到白蛮语言中的虎字:
大虫谓之波罗密。亦名草罗。②
又说:
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③
似乎是称虎为波罗密了。然上引正文明云缀波罗皮,《蛮书》论蛮夷风俗,也说: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④
据此是又称虎为波罗。佚名著《玉谿编事》记有星回节日南诏君臣赋诗的事: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邻国之名也。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谓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谓词臣为清平官。赵叔达曰:〃法驾避星回,波罗毘勇掅。波罗虎也毘勇野马也骠信首年幸此曾射野马并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献琛弄栋国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①
这里也说南诏称虎为波罗。所以《蛮书》两处的波罗密,密字乃是衍文,正应作波罗。波罗密的密字不是因波罗蜜果而误,便是由于金刚般若波罗密而连类互及。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拿喜族称虎为la,出于藏语,凉山彝族作zl,莲山傣语作so,没有作波罗的。只有维族语中称虎为yolbars,土耳其语作pars,与波罗音比较相近。换一句话说,就是称虎为波罗,比较接近于北方语系特别是突厥语系,而与汉藏语系、掸傣语系都远一点。当然不能据此考证,就断定两爨以及南诏尚未南下以前与北方语系民族有如何的关系,兹仅提出这一个问题,供语言学家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的专家参考。②
南诏文化的来源是很复杂的。除去浓厚的氐族文化成分,尚不能即下断语的北方语系种族影响而外,最显著的当然要数汉文化。从汉代的尹珍、孟孝琚起,一直到南诏时代,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制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与汉文化有分不开的关系。这应该有专文来为之叙述,不在本篇之内。现在只谈一谈南诏文化与吐蕃的关系,仅举一例以概其余。
南诏与吐蕃疆界毗连,交往频繁。就像今天藏族称云南丽江为Sa…Tham。唐时磨蛮所住在今丽江境内,有一处名为三探览,即为藏名Sa…Tham的对音。①由此一事,可见南诏、吐蕃关系之深了。天宝十载以后,阁罗凤投向吐蕃,受赞普钟的封号,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部分官制之采取吐蕃制度。南诏官制具见樊绰《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南诏传》。而从《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所带勋阶看来,有好些是《蛮书》和《新唐书》所不载的。碑阴题名诸人大都带有一种告身,凡有金、银、瑜石、铜、颇弥五种,每种复分大小。告身本属唐制,而分成这样的五种,在唐代却不经见。告身而外,还有大虫皮,据上引《蛮书》,有功者始能披大虫皮。所谓有功,应特指武功而言。以前总以为金银等告身大虫皮,是南诏的制度。后来在敦煌千佛洞看到吐蕃时代所绘的壁画,画上供养人像附有题名。如(C指张大千所编号,P指伯希和所编号)窟,窟内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云: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
是所谓金银告身大虫皮云云,吐蕃也有这种制度。因此南诏的这些部分很可能是阁罗凤投蕃以后,从吐蕃学来的。而从敦煌千佛洞题名中,并且可以窥知吐蕃的政治制度,同唐朝也有密切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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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1)
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
以上第二、第三两节所提出的论证,主要的意思在说明以下诸点:
一、民族方面,打算说明所谓东西两爨以及六诏系出氐、羌。东西两爨是沿着岷江流域进入云南东部的氐、羌族;而六诏则是居住于岷山山脉以西逐渐进入云南环居于大理周围的氐、羌族。
二、文化方面,打算说明天师道与氐、羌以及南诏的关系,氐族影响在南诏文化中的地位,南诏文化所受吐蕃的影响。至于南诏语言中的北方语系成分,只是提出问题,不敢遽下断语。
总起来说,从汉朝起一直到元朝,雄长云南的应该是系出氐、羌的民族。就文化而论,氐族比羌族高,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后汉书·冉夷传》说〃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此处之颇知文书,未明其言为知汉族文书,还是指的本族文书。也未说明是夷、是羌、还是氐族的王侯。据上引《魏略·西戎传》,颇疑所指仍多属氐族。即在西南各民族中,系出氐族的各族,有相当高的文化。从今天彝族有文字,拿喜族也有文字并相传文字创于唐朝的例子看来,氐族之有文字,那也是很可能的。古代云南出于氐族的大理段氏,并且还有系统井然的历史传说。兹就此点予以初步分析。
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已佚者有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此外还有韦皋《西南夷事状》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新唐书·南蛮传》即综合诸家之书而成,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也间引诸家之说,加上《太平御览》所引,袁滋、韦齐休诸人之作,可以窥见大概。①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如传为出自宋人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元李京《云南志略》,明杨慎《滇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都可归入这一个类型里去。②
第二种史料可以杨慎《滇记》为代表。杨慎在《滇记》的后面说到他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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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2)
〃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
据此,《滇记》乃是杨慎根据僰文《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为之转写而成的。杨慎根据僰文写的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的书,除《滇记》而外,尚有多至八百余卷的《西南列国志》。清陈鼎《滇游记》提到杨慎译《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谱》里又提到杨慎的《西南列国志》:
越裳氏国有蛇群处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风光澹荡则出。聚鸣草莽中。或作丝竹声,或作金石声,或为擂鼓鸣锣声,或为喇叭长号作天鹅声;箫管瑟琶,百乐毕备,故曰百乐蛇。国人闻其声大喜,多置酒相贺,谓其年必丰,人无疾厄,盖瑞蛇也。好事者则携樽往听,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闻人声辄避去,皆默饮不敢哗。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载蛇状甚详。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见其抄本,惜匆匆北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