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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余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此誓。”
宣誓后，张学良即席发表演讲，说明易帜的目的，并表示今后惟有竭尽智能，效忠党国，务期边防巩固，中央少北顾之忧，内政修明，黎庶具春台之乐。
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东北易帜，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离东北的野心，是一次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张学良在易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日爱国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赞扬。《大公报》后来评论说：张学良“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成功，终有其不可湮没者在。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当然，通过和平易帜，张学良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达到了分治合作的目的，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基础，使他得以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东北。
日本侵略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对于东北易帜，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侵略者已是气急败坏。1928年12月31日，林久治郎拜见张学良，转达了田中首相30的电令：帝国政府对此颇感意外，今后在此新的情况下，万一无视与帝国之条约协定，或阻碍与东三省进行中的交涉，以及因东三省治安紊乱可能影响我方权益时，帝国政府为维护权益及维持治安，自当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
果然，三年后，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兵谏部署（1）
12月9日，蒋介石在华清池轮流设宴招待东北军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有嘉奖慰勉之词，并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刻意加以笼络。蒋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主动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这些接见和宴会，蒋介石都不让张学良参加，更加深了张学良的疑虑。
当天，蒋介石还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个手谕：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发表为要！
蒋的这个手谕表明，蒋介石已经决定撇开张学良、杨虎城，准备由他的嫡系中央军将领来指挥对红军的最后决战。”
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日。事前，张学良得知西安学生要举行纪念活动，便同杨虎城（邵力子商量，设法制止。张学良提出几种方案：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力子召集，让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不行，非游行不可，由他和杨、邵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让到临潼去见蒋介石，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天，西安万余名学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先后到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均未得满意的答复。游行途中，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激起众怒，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闻讯，急忙驱车追赶，在灞桥与游行队伍相遇。当时，游行队伍与守桥的国民党宪兵队正处在对峙之中。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关枪，扬言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张学良拼命劝阻学生，让他们返回西安。他说：“我作为一名爱国军人，也想能够奔赴抗日前线，我非常同情你们的请愿行动。我可以代表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由我转达；我也可以代表蒋委员长，酌情考虑你们的要求。”
一部分学生仍坚持要向前走，高呼口号：“不到临潼，誓不罢休！……我们一定要见蒋委员长！”边喊边哭。张学良也含着泪水，悲愤地说：“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诚恳，同意返回西安，这才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
将游行学生劝回去后，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了白天的游行示威情形，并转达了学生们的要求，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看到满意的事实或答复。蒋介石大为不满，严厉指责说：一个人绝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而站在中间。并指责张学良没有武力镇压，甚至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走，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最后，蒋还恶狠狠地说道：“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这时的蒋、张关系，与几年前已大相径庭。过去，张学良手握大军，雄踞东北，兼有华北，居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举足轻重，备受尊敬和礼遇。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仅失去了东北三省的地盘，而且实力也大为削弱，张学良从此便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1934年回国后，他拥护蒋介石，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华中，又从华中带到西北，参加“剿共”，人数日见减少，力量逐步削弱，在军饷、粮秣、弹药等方面处处仰赖于南京政府，渐渐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发言的分量，甚至无法进言或不能畅所欲言。蒋介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对他的陈述或要求，往往难于满足，甚至不加考虑）并视他为自己的子弟，随意训斥。对于两人关系的这种变化，张学良一时半会还很难接受。他总认为凭借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劝谏，用尽了心机，说得舌敝唇焦，声泪俱下，但屡谏屡败，不见成效。到现在，张学良才彻底绝望，被迫使出最后一招——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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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部署（2）
当时正在西安城内孙铭九处做统战工作的中###事领导人叶剑英感到，这次蒋介石到来后西安形势已经格外紧张，即按中央指示，准备悄然撤离西安。有一天晚上，张学良突然来到叶剑英的住处，问道：“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
叶剑英沉思了一下，反问张学良：“你说怎么办？”张学良连声说：“苦迭打！苦迭打！”（法语音译，即政变——编者注）
叶剑英立即将这个重要信息报告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要叶剑英迅速返回瓦窑堡汇报情况。
离开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辞行，并对他说：“我们很困难，穷得要命呢！”
张学良立即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叶剑英带走。叶剑英十分感激，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叶剑英带着10万银元乘坐大卡车直奔瓦窑堡而去。当他们一行到达城外时，远道来接的苏区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见到他颇有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张学良捉蒋的决心其实在几天前就已做出。并且已经物色好了指挥捉蒋的两位最佳人选——白凤翔、刘桂五。
白凤翔、刘桂五是东北军中两名出身绿林的高级将领。白凤翔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是骑六师第十八团团长。他们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技，可以手持双枪，百步穿杨。夜晚见亮不用瞄准，抬手即中。所以，张学良决定起用他们两人执行捉蒋的任务。”
1936年9月间，刘桂五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时，张学良接见过他，认为这个人老实勇敢，忠诚可靠，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讲义气，张学良对他很满意。”12月8日下午，张学良召见刘桂五布置任务。见面时，张学良并不搭话，突然猛地拍了刘桂五肩膀一下，打得他一愣神，赶紧问：“怎么，副司令，我有什么错吗？……你不必着急，你没有错，我是想看看你遇事沉着不。”张学良笑着回答。接着又说：“现在有个重要任务，事关重大，我研究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