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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不上眼，到了二十岁还没出嫁。前两个月，有个媒人提起了你，她倒是一口同意了。我说你到京城赶考去了，等你回来再说。”
杨度想起来了，那年在黄家吃春酒，是见过黄家的二小姐的。姑娘虽然说不上很漂亮，也还端端正正，知书达理的。杨度想，自己当时并未怎么留意她，看来她是留意自己了，不然，何以别的人都不同意，独独愿意嫁到我杨家来呢？杨度笑着对母亲说：“她同意，怕是以为我去赶考，会中个进士、翰林回来，若是知道我不但没考上，还要避难出洋的话，她一定不同意了。”
李氏想想也是的，现在和两个月前截然不同了，黄家还愿意结这门亲吗？思忖好长一会，她对儿子说：“这样吧，叫你三舅到黄家去一次，探探他家的口风。如果还是同意的话，你就拜了堂后再出洋。”
杨度只得点头应允。
第三天，三舅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兴奋地对外甥说：“你就准备做新郎倌吧！黄老先生说，朝廷现在是昏聩到顶了，否极泰来，清明时刻的来到不会太久了。办了喜事后，晳子只管放心出国去，家里事都交给仲瀛。晳子榜眼公虽没做成，名声已是传播天下了，今后一定会做大官的。只要那时富贵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来老岳丈的这几句话，给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郁的杨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达之父，必有贤惠之女，静竹虽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黄老先生亲自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这天，石塘铺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仪式，为这个喝过洋水又即将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倌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黄家的仲瀛二小姐则从这一刻起，成了杨家的冢妇。
半个月后，杨度告别母亲、妻子、妹妹和湘绮师，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并特意将马福益所赠的那把倭国古刀佩戴腰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塘铺。
杨度再次踏上东京土地时，距他前次离别仅仅只有十个月。他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重来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界，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的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十七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 时事新报 》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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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六章 亡命扶桑（3）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吴樾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 国民报 》、《 新民丛报 》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 游学译编 》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 湖北学生界 》、《 大陆 》、《 浙江潮 》、《 江苏 》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 猛回头 》、《 警世钟 》，杨毓麟的《 新湖南 》，宋教仁的《 灭汉种策 》，秦力山的《 革命箴言 》，朱德裳的《 中国魂 》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 游学译编 》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小说，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