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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守卫京城的总指挥、京营总督李国桢，临阵脱逃，求见李自成。
李自成斥责他：你身负重任，既不坚守京城，又不为皇帝殉节，厚着脸皮来见我，为了什么？
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连声称呼李自成为“陛下”，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我愿意用余生为陛下效劳。
李自成勃然大怒：你辜负你的君主，我为什么要用你这种没有忠心的人？误国奸贼还想求生吗？
其他投降的官员一千二百多人，按照农民军的布告，身穿青衣，戴着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自报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八面威风的官僚，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农民军士兵的戏弄侮辱。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的丑态：平日老成者，乖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直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他们从黎明一直等到黄昏，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上，丑态百出。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的就是忠臣，怕死偷生的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什么？
牛金星对待这批前来等候录用的官员，也很蔑视，用手摸着他们的头顶，口中“一双”、“两双”的报着数目，如同对待牲口一般。点完数目后，挑选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其余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待处分。刘宗敏正忙于和歌妓舞女寻欢作乐，根本没有心思审问，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官员身穿囚服，饥肠辘辘，顾不得体面，捡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面塞。
这些贪生怕死之徒面临这种窘境，十分狼狈，生不如死。计六奇《明季北略》说，这些人“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苟延残喘的偷生，真的不如死了干脆。
祭奠与下葬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用门板把他抬下来，与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用土块当枕头，把皇帝皇后的遗体放进棺材。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
照例说，昔日的大臣们理应前往凭吊，但是先前信誓旦旦效忠于皇帝的大臣，这时竟然摆出另一副面孔，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及公开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李自成。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殡葬帝后，给他们的棺材刷上红漆和黑漆，为皇帝换上皇冠、龙袍以及靴子，也为周皇后更换了服装。他还宣布：一切殡葬事宜按照皇帝皇后的规格进行，他自己还来到祭坛，向帝后的棺材进行祭拜。
按照新朝当局的安排，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到昌平，建造墓穴。四月初三，帝后的棺材“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的坟墓中。据说，下葬那天，只有已经被农民军俘获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东华门送行，先前的大臣，没有一个前往扶棺执绋，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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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3）
当时昌平州的一个小官赵一桂，主持祭葬事宜，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下葬的全过程，收录于《日下旧闻考》中。他这样写道：当时昌平州衙门的银库一贫如洗，没有钱来操办此事，由他出面募捐了一些钱，雇佣民夫挖掘墓穴。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四昼夜以后，才见到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第一层石门，里面有享殿三间，陈设祭器、石香案，中间悬挂万年灯三盏。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大殿九间，有高达一尺五寸、宽一丈的石床，田贵妃的棺椁安放在上面。初四日上午，帝后灵柩到达，在祭棚内停放，供着猪羊、金银以及纸扎祭品。哀悼仪式后，把田贵妃棺椁移到石床的右边，把周皇后的棺材放在石床的左边，把皇帝的棺材放在石床的上面。由于皇帝的棺材没有外椁，就把田贵妃的外椁拆下，加装到皇帝的棺材外面。然后关上地宫石门。初六日，赵一桂雇佣民夫一百名，在附近挑土，建立墓冢，用砖砌了围墙。
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改换门庭的官僚们，正忙着向李自成“劝进”，希望早日称帝。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陈演、朱纯臣为首的投降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农民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时过境迁以后，冯梦龙的《甲申纪事》狠狠地抨击了这两个无耻之徒。他感叹道：原先的天子侍从、亲信臣子，竟然说出如此“逆天丧心”的话，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开国元勋。他责问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按照冯梦龙的看法，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面孔活在世上。然而，李自成失败以后，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南京，向南明政权乞求一官半职。
形势实在是瞬息万变。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仓皇撤离北京。
五月初三，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紫禁城又由大顺改变为大清。多尔衮为了缓和矛盾，发布公告，声明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是为了打击李自成，为明朝“雪君父之仇”。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五月初六，为崇祯皇帝设置灵堂，允许群臣为先帝哭陵三日。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和祭葬事宜。李明睿向多尔衮报告，拟定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且提议另行改葬。不少大臣以为，先帝既然已经葬入田贵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礼仪，便把田贵妃坟墓改名为思陵。
如果说，上述举措带有明显的“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是从表彰朱由检的道德层面考虑的。这位年轻的皇帝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显然，他认为朱由检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国家，最后以身殉国，应该予以表彰，否则，后世人们会把他与没有道德的亡国君主相提并论。为此，他特地书写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后，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以垂不朽”。据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灭亡的缘由了如指掌，知道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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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4）
“思陵碑”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中间有一个龙首龟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正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壮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写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记”。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块：中间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贵妃的。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祭扫思陵，失声痛哭，连呼“大哥，大哥”，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祭文，镌刻后立于碑亭的东门。文中称赞崇祯皇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看来，这并非为了宣传的官样文章。因为一年以后，他特地下诏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个陵墓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简陋而荒凉。可惜的是，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们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旧是明末清初由田贵妃墓因陋就简改建而成的样子。人们在这个并非亡国之君的陵墓前面，对于他的亡国悲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