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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4）
不久，就出现了“倏抚倏叛”——刚接受招抚，又重新反叛——的现象。得知这一情况，朱由检逐渐明白仅仅依靠招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指示封疆大吏，对于“阳抚阴逆”（表面上接受招抚，暗地里继续叛逆）的“流寇”，总督、巡抚一定要用心整顿兵马，迅速平定。
杨鹤早就领教了“阳顺阴叛，一面求抚，一面抢掠”的对手，既然皇帝要求迅速平定，他就照办。打了几个胜仗，就以为“贼兵屡败，如秋林之叶，摇落变衰”，只要不停地围剿，剿一处就抚一处，抚一处就安插一处，一定可以迅速荡平。
抚局之败
杨鹤的过分自信，导致他“抚局”的第一次失败。
崇祯四年（1631）七月间，独行狼、李老砦攻打中部县（今黄陵县），先前已经接受招抚的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至山等，再度反叛，与之遥相呼应。
这一事件影响巨大，也粉碎了杨鹤的海口——“贼兵屡败，如秋林之叶”。他自知难辞其咎，就向皇帝提出，愿意赴京请罪，由一向主张围剿的延绥巡抚洪承畴代理总督。皇帝不同意，要他“悉心料理”，不得随便推卸责任。
在此之前，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已经把陕西“旋抚旋叛”的局面，归咎于杨鹤的一意主抚。朱由检任命吴鋈紊挛餮哺В瞬榇耸隆Ｎ猱‘经过核查，虽然为杨鹤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讹传，如杨鹤在大街上张贴布告“有言剿贼者斩”，并无其事。但还是如实反映，由于招抚，一些“降丁”遣散到乡村，在当地百般骚扰，百姓称为“官贼”，对“招抚”痛恨之极。有的官员责备杨鹤“主抚不主剿”，使得局面难以收拾。
杨鹤经受不住如此重压，精神趋于崩溃，向皇帝提出辞职。他痛苦万分地说：臣到任三年多，没有一日不在凶险、惧怕之中，但是没有一日称病、请假。由于军情紧急，惊吓忧虑，食不下咽，终于得了厌食症。日复一日饮食不进，喝薄粥都嫌咽喉窄小，胸中好像有块垒郁积不化。焦头烂额，剿贼日久无功，自以为不祥之人，愈病愈忧，愈忧愈病。倘若承蒙皇上哀怜，容许臣回乡调理，由儿子杨嗣昌到边疆效劳，以表臣的忠心。
这篇奏疏写得哀怨凄苦，蒙冤含恨，忧心忡忡，迫切希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朱由检却不为所动，冷冰冰地批了八个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所谓“已有旨了”云云，是指半个月前他所下达的谕旨“悉心料理”，不得随便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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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不料，一个月还不到，神一魁再度叛乱，致使杨鹤精心设计的“抚局”大崩溃，局面无法收拾。
祸根早就埋下了，神一魁虽然接受了招抚，但仍然控制着他的主力部队，阳奉阴违，他手下的大头目茹成名尤其桀骜不逊。茹成名借口没有得到功赏，殴打侮辱杨鹤手下的参将、中军。杨鹤认为，应该由神一魁自己出面对茹成名加以严惩，既可以杀一儆百，又不至于引起受抚军队的反感。于是，他对神一魁的心腹刘金说，如果神一魁能够处死茹成名，那么可以授予神一魁守备的职务。神一魁不愿意自己动手，诱骗让茹成名前往总督行辕，结果被逮捕处死。总督处死茹成名的消息传出后，神一魁的另两名大头目张孟金、黄友才，恐怕招来杀身之祸，于九月十八日挟制神一魁，再度起义，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舆论为之哗然。主剿派官员本来就对招抚政策大为不满，抓住神一魁反叛事件，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原先支持主抚派的官员，看风使舵，也谴责主抚派虚张声势。陕西道试御史谢三宾弹劾杨鹤，杨鹤先前曾经夸口：招抚以后，部众已经遣散，庆阳一带“廓然澄清”，鄜州一带“屹然保障”，请问：攻打中部县的“流寇”难道是从九天而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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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5）
朱由检立即交代陕西巡按吴槭当ǜ妗Ｎ猱‘原先并不反对招抚，眼看风声不对，摇身一变，向皇帝报告：杨鹤“主抚误国”。
一向支持杨鹤招抚的朱由检，得到神一魁反叛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于九月二十三日下达圣旨，措辞严厉地说：杨鹤总督陕西，事权重大，竟然听任流寇猖狂，而不加扑灭，涂炭生灵，大大辜负了朕的委任。立即革职，由锦衣卫押解来京审问。
这种处理方式未免有失公允，杨鹤“抚局”的大政方针是得到皇帝认可的，也体现了他的“宜抚不宜戮”的思想。崇祯四年（1631）正月他曾向陕西参政刘嘉遇面授机宜，明确指出：“流寇”也是我的赤子，“宜招抚之，不可纯剿”。他派吴巴挛麝饧茫褪俏伺浜涎詈住案Ь帧钡恼箍５胶罄矗懈Р⒉幌袼胂蟮哪敲醋嘈В透谋淞⒊。嚼丛角阆蛴诮松薄Ｋ院槌谐搿⒗钣ζ诎淹督档摹傲骺堋比可彼溃坏恢冈穑炊薏痪凇�
杨鹤的悲剧在于，他的思路没有跟随皇帝的旨意而变化，仍一味遵循先前的宗旨不变。在遭到革职查办处分时，写了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的奏疏，为自己辩护：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时曾经说过，“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臣遵照皇上的旨意，不嗜杀人。适逢皇上发银十万两，派吴饧眉⒒模懈Я髟簟３挤钚械乱猓战瞪褚豢薹窍氚阉墙馍⒐榕绱硕选�
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招抚神一魁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逮捕杨鹤的圣旨是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时任山海关内道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于二十六日从邸报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皇帝没有允许。
十月十一日，杨鹤特地从耀州赶往临潼，接听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圣旨。他知道大局已定，鸣冤已无济于事，写了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的奏疏，承认自己的失误，却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调兵遣将，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空虚，时势一日难于一日。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平心而论，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作为一个“束身待罪”的人，把责任往上推，绝对不是上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怒皇帝。对杨鹤的惩处，之所以无法转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果真如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冷冷批道：“杨鹤正在候问，不得陈辩。”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
杨鹤留下的空缺，由洪承畴顶替。洪承畴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此灭彼起。神一魁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朱由检毫不松口：“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根本不允许别人为他求情。
不久，杨鹤被发配到江西袁州。
崇祯七年（1634）秋，朱由检提升杨嗣昌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坚决推辞，理由是他的父亲杨鹤遭到惩处已有三年，没有心思担任这一职务。其实是提醒皇帝，看在儿子面上赦免父亲之罪。朱由检很欣赏杨嗣昌，嘉奖他娴熟于边防韬略，足可胜任宣大总督，不准推辞；对于赦免杨鹤的事，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1635）十月，蒙不白之冤而郁郁寡欢的杨鹤，在袁州去世，至死没有得到皇帝的宽恕。家人奔往宣府镇，报告噩耗，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以后，已经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康复之后，他立即向皇帝请求抚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