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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测。做好这些准备后，他下令召见袁崇焕。
袁崇焕这时正在指挥军队追踪敌军。听到太监传达的圣旨：皇上召见，议论军饷事宜，立即丢下军务赶往宫中。由于上次召见皇上一如既往的信赖，所以袁崇焕不再有惶恐的心情。同时应召的有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将领。当他在太监引导下来到平台时，满桂等人已经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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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3）
朱由检直截了当向袁崇焕提了三个问题：杀毛文龙、敌军进犯北京、故意击伤满桂。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杨太监听来的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的传言。他把先前的杀毛文龙与今日的带兵逗留京城，一并与“密约”联系起来。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并没有什么“密约”，听了这三个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朱由检以为他默认了，就命满桂脱去衣服显示所受之伤，那意思是指责袁崇焕蓄意而为。其实，当时满桂在城北激战，袁崇焕在城南激战，互不相干。皇帝的意思是，袁崇焕与敌人既有“密约”，故意击伤本方将领。
袁崇焕没有声辩，朱由检也没有继续审问，就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的士兵一拥而上，把袁崇焕的朝服脱去，押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投入镇抚司监狱。皇帝的这一决定，让朝廷内外的人们感到震惊，太出乎意料了！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获悉此事后，“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这大概是一般大臣的普遍心态，皇帝的做法实在过于草率。
当时在场的袁崇焕爱将祖大寿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亲眼目睹顶头上司被逮捕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于浑身战栗，举止失措。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的骁将而言，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反应。在一旁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细心地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求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且说，敌人还在城下，不能逮捕最高指挥官。皇上不听。其他内阁大臣也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朱由检回答道：“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出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摆到桌面上，作为定罪的根据。因此他为逮捕袁崇焕作出这样的解释：朕把辽东事务托付给袁崇焕，他身为督师，对于胡骑如此猖狂，事前一点都没有预防，导致敌军深入内地，虽然日夜兼程赴援，但坐误战机，功不抵罪，暂时革职，听候审查。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是难以掩盖严重的后果，袁崇焕被逮，各路“勤王”将领由谁来统领？朱由检的办法是，提拔大同总兵满桂总理军务，节制各路“勤王”之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没有考虑到辽东将领的逆反心态。
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看到了这一点，在十二月初二日向兵部尚书梁廷栋及时提醒：敌人势力还很厉害，辽东军队没有了主帅，不是战败就是溃散。今日的上策，只有释放袁崇焕来维系军心，让他立功自赎，既可以夺敌人的魂魄，又可以保存辽东的劲旅。
梁廷栋不以为然：辽兵有祖大寿在，不至于溃散。
余大成说：哪里有鸟巢倾翻雏鸟可以保存的道理？祖大寿一介武夫，决不会屈从于这一既成事实。
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在朝房的同僚，刚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你担心祖大寿会反叛？
余大成表示肯定，周延儒再问：几天之内？
余大成答：不出三天。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将士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积怨甚深，袁督师被逮，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连累，在十二月初四日早晨，悍然率领辽兵东行，踏上回归宁远之路。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的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兵部尚书梁廷栋带了余大成去见皇帝，余大成对皇帝说：祖大寿并没有反朝廷之意，只是害怕由袁督师牵连到他们。要想召回祖大寿，非得有袁崇焕的手书不可。
朱由检以为言之有理，便责问梁廷栋：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失措，事情既然可行，还不赶快去办！
于是内阁六部一行高官赶忙来到监狱，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督师，如今已是罪人，哪里还能得到他的信任？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4）
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你只手擎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天下之人莫不佩服你的忠义，谅解你的心情。作为臣子，只要有利于国家，不惜献身。死于敌人与死于法律，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给祖大寿写了书信，言辞极其恳切，要他顾全大局。
朱由检立即派专人拿着袁崇焕的书信去召回祖大寿。信使星夜疾驰，终于在距离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的书信，泣不成声，全军上下一起痛哭。随军同行的祖大寿老母问明缘由，果断地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失去了袁督师。幸好还没有死，你何不立功为他赎罪，乞求皇上赦免。将士们听了踊跃欢呼，祖大寿这才下令退回北京。
朱由检闻讯，大喜过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统领辽兵的念头，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皇帝对广西人袁崇焕的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大学士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一方面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予以谅解，另一方面送去一封密信，劝祖大寿赶快向皇上检讨，表示愿意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终于取得了皇帝的谅解。
袁崇焕之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袁崇焕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引发朝廷上下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政治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终于使得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处死之意，只是“暂时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中十分之六七的大臣以为袁崇焕蒙不白之冤，可是慑于皇上的震怒，不敢轻易表白。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称赞他“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为大将，从未为子弟乞求一官半职，自己的住宅、衣食依然朴素如故。这样清正廉明的大臣，希望皇上能够从宽发落，照旧起用。朱由检答复道：等待审问明白，就命他前往边塞立功，重新起用。从中可以窥见皇帝仍旧要他“边塞立功”的心态。
遗憾的是，朝廷中有人硬要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御史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真是奇谈怪论！与蓟辽督师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大臣的份内事，居然被定性为“卖国欺君”，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银子几万两，寄存在姻亲徐本高（已故内阁首辅徐阶的长孙）家中。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对事实真相，贸然下达谕旨：袁崇焕擅自处死毛文龙，与后金谈判，导致敌军进犯，是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状，限刑部在五天之内审结上报。
钱龙锡受到史无端诬蔑，向皇帝声辩，收受贿赂寄存徐本高家，纯属无稽之谈。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些原本是风闻之词，不再追究。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转移财产，事实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皇帝要处死袁崇焕的决定已不可改变。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朱由检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随即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六科以及锦衣卫堂上官，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其实，所谓“商议”不过是官样文章，是走过场的形式，主要是听取皇帝的发落。
朱由检对大臣们说：袁崇焕辜负朕的托付，一味欺骗隐瞒，为了与后金谈判，而处死毛文龙，纵敌长驱直入，顿兵不战，遣散四处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