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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听了这一番话,以为处死他是出于皇上的旨意,登时神色颓丧,不再声辩,连连说:文龙自知死罪,只求大帅恩赦。
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久已不知国法,如果不杀你,皮岛一块国土,就不再是皇上所有了。他面向北京,做了一个向皇帝请旨的姿势,说道:臣今日杀毛文龙,整肃军政,将领中再有这样的人,一并依法处死。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处死。
说罢,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把毛文龙在帐外斩首。处死毛文龙后,袁崇焕对毛部将领说:今日只斩毛文龙一人,安慰海外的兵民,你们照旧供职,报效国家。并且宣布改编军队,分为四协,分别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禄、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统辖,皮岛一切事权由陈继盛代管。
次日,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葬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说了非常动情的话语:昨日处死你,是朝廷的###;今日祭奠你,是我辈的私情。
此时此地,袁崇焕的心情是复杂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
六月初九日,袁督师离开双岛,经旅顺口,返抵宁远。
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死雄镇一方的毛文龙,他毕竟有些忐忑不安,必须立刻报告朝廷。他写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疏,在奏疏的末尾,流露出这种不安的心情,向皇帝请罪。他写道:文龙大帅,不是臣可以擅自处死的,臣不觉以身试法,擅自将他处死,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只求有利于封疆,臣不避死罪,现在据实报告,等待处分,听凭皇上降罪,任由舆论评判。臣临奏之时,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尽管皇帝赐予他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是毛文龙也有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手,与一般边防大将的地位有所不同。何况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在奏疏中连呼“战惧惶悚之至”、“席藁待诛”了。
他的“战惧惶悚之至”并非矫情之词,情况确实很严重。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大为震惊,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明史·袁崇焕传》提到了这一细节:皇帝骤然获悉此事,心中非常惊骇。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经死了,朝廷正要倚重袁崇焕恢复辽东,不便发作。于是下达一道谕旨,对他加以褒奖,并且要求公布毛文龙的罪状,用以安抚袁崇焕的不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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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5)
朱由检左右为难,从内心而言,他不赞成处死毛文龙,可是又不能因此处分袁崇焕,使得辽东局面无法收拾。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在六月十八日的批示中,明确支持袁崇焕对于毛文龙的看法。他说:毛文龙悬踞海上,浪费军饷,冒报战功,频频违反朝廷命令,不受节制,要挟跋扈。卿能够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引罪。几天之后,他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的意见:朕把辽东托付给督师袁崇焕,巩固边防,恢复疆土,在外的一切军机听任他便宜从事。毛文龙悬师海上,名为牵制,全无事实,欺诓朝廷,雄行跋扈,显露叛逆形迹。袁崇焕目击危机,就地正法,自是行军纪律,事发突然,原不必受朝廷制约。朕已下达谕旨,要他安心任事。
对于朱由检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把辽事全权托付给了袁崇焕,只要能够实现“五年复辽”大计,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处死跋扈的毛文龙当然难以问罪。
对于袁崇焕而言,处死毛文龙,可以说是一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是弊大于利。
从自身考虑,他在处死毛文龙之前曾经发誓:我如果不能恢复辽东,愿意先试尚方宝剑以谢罪;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将臣处死。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崇焕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从国家考虑,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涣散军心,削弱牵制后金的犄角之势,使皇太极消除了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所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确有问题,比如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等。但是他在皮岛和辽东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从全局考量,是不应当处死的。他是后金军队南下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似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读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疏后,发表评论,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所在的皮岛,离开后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问题,牵制敌人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顺、金州等地,地势险要,距离宁远又近,屯重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大声势,战时可以深入虎穴,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毛文龙的辖区有牵制后金军队的战略作用。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兵法强调用犄角之势牵制敌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后金“首尾狼狈”。即使袁崇焕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毛文龙的东江(皮岛)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是牵制敌人必须依靠的力量。
有鉴于此,后金始终把毛文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兵征剿难以奏效,试图招降也没有成功。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就叫做“亲者痛而仇者快”。
以后的历史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官员们纷纷评论。有的人指出:毛文龙的部将有背叛迹象,不胜惊忧,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处出击。有的人因为毛文龙部将哗变,指责袁崇焕是假公济私,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
但是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讽刺意味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为南下征战中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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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6)
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谈起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公案,意见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焘在19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皮岛)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死有余辜。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焕的专家阎崇年,在《袁崇焕“斩帅”辨》中,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他处死毛文龙百般辩护,极力证明他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何其相似乃尔!
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杀毛文龙,后金“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我以为,尹韵公的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这是我们的准绳,也就是说,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相。我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想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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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