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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前后所谓“条之国”或者“大食”，核心就是阿拉伯地区，与也门地区应该有一定联系。据说此国主要分为“黑衣国”与“白衣国”，这让人想起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尚黑或者尚白的风俗来，其间联系尚待深入研究。
《后汉书·西域传》言曰：“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谴使贡献”。“蒙奇”就是今天也门的“穆哈”，“兜勒”是埃塞俄比亚的港口“阿杜利”。
北魏的使节所至国家，广及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各地，“各国使节也纷纷来华”。
“7世纪以前，中也间的贸易关系以海上间接贸易为主，也门商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运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到达也门港口的中国商品或供当地需要，或沿海路继续北上抵达埃及，或转由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北上，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假如此类叙述为真实历史，可以推测阿拉伯海北岸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上述中也之间的交往看不出航海技术方面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介入，换句话说，航海技术对中也交通不构成什么障碍，没有资料显示此时的航路是新开辟的。
中国的历史记录只能看到从汉朝开始的中也交往记录；之前没有记录并不等于没有联系。西汉时期人们在接受也门“香国”时没有显示出“友邦惊诧”，说明这种联系习以为常。向上越过短命的秦朝就是纷乱的东周。很可能在东周期间两地确实断绝了来往，中国人“忘记”了，并且由于中国文字的不完备以及地理概念的模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但是，当时语言文字更发达的“西方”阿拉伯人却较为清晰地记得这些来往事件，所以他们承认3000年前中也之间就有联系！我看到的几本介绍也门的书籍提及也门古史时都提到也门人认为中也之间早至商周时期就有相互来往，但却并不具体。
善水的也门人以“南方腓尼基人”著称，就是形容他们的远航能力的。“（北方）腓尼基人”在4000年前就环非洲旅行了。“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东渡，抵达印度和中国。”但是严谨的中国学者目前只愿意追溯到汉朝，偶尔有学者在公开的场合也以这样的描写一笔带过：“他们（麦因王国的人）甚至来到了印度和中国”。假如也门人的说法可靠，我愿意把“香料海路”最可能发生联系的时间定在麦因王国最兴盛的“公元前14世纪”。
对于也门人如何具体描述中也之间在马因时代的关系，我特别关心。但很遗憾暂时得不到，恐怕一般人也很难得到。不过我很快为也门人的说法找到了依据：中国商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就发现了6800多枚阿拉伯绥贝！同时在殷墟中发现的贝类产地甚至远至“南非”海岸，它们的运送者很可能就是善水的“腓尼基人”！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赞同“三星堆”遗址文明来自北方的商朝或者至少两者同源，可是在三星堆中同样发现了来自也门附近海域的海贝。它们说明了商朝与红海入海口——也门的特殊联系。这些海贝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千山万水一头扎进中国商朝贵族的坟墓里，否则只能是也门附近的人带来的。
总体看，也门的“马因王国”与“萨巴王国”就像中国的“夏”、“商”一样，说有者言之凿凿，说无者形容其一阵风过。自己人说得热闹，外面人认为这不过是“敝帚自珍”而已。
中国大唐时期迎来了被###教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空前繁忙。“回民”的说法就源于唐朝。南来北往的水陆商道同时大放光彩，也门的“亚丁湾”因为运送中国的货物而闻名天下，甚至被称为“通往中国之门”。我们当然也可怀疑这一名称产生的时间是否可以更为久远。
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同样顺畅。来者为香，去者为瓷。“据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达34万多斤”。
中阿之间最著名的联系发生在明朝，这也给许多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从明朝起才具有远航能力，甚至以为两地的联系从明朝才开始。或许“中国人”是缺乏远航能力的，但是“腓尼基”人却从来就不缺乏这一能力。1405年，郑和率领62艘“宝船”带领万官兵到达了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沿海。比较有意思的是也门国王那思儿回赠中国明成祖的物品，除了其他珍宝还有“猎豹、狮子以及麒麟（长颈鹿）”。这些物品应该不属于动物出口，而是“文化”引进。这种“文化引进”的源头应该不是在晚近的明朝，而是2000多年前。中国并不生产狮子，但是早在汉朝狮子的形象就很普遍了。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2）
假如说“春秋时期”因为“上天变乱”造成中也交往的中断是理论推测的话，那么类似的情景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可以进行比照。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国策变为“不务远略”，突然实行了海禁。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如葡萄牙等却纷纷在此时大举“务远”，侵入亚非国家。局势不稳，中国与也门的往来就此中断。
假如不是距离今天很近，而且有文字记录，我们也不可能对“郑和下西洋”有所了解，即使是口口相传恐怕也只能视为传说。其实，即便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也有许多需要清理的谜团，许多事实如今也变得“众说纷纭”起来。相对应的，3000年前的历史就更是一笔谁也理不清的糊涂账了。但毕竟我们还有想像的翅膀与逻辑工具，多少英雄好汉用血泪写就的历史真相不容如此轻易沉渊。无论多么困难艰险，一旦意识到这一任务，打捞历史就成为我们这些后人不可回避的义务。当然了，我作为个人更想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天我收到一封匿名读者来信，在谈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中外旧石器的特点进行比较后，他说：“另外，郑和下西洋我认为是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很明显按历史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很需要这样一次确认。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明朝，正是中国刚摆脱蒙古族的侵略，民族刚刚走上复兴，我想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时代特征是相似的，极其需要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所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目地就是让他搞明白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伟大。现在，凤凰卫视派船走原来郑和的路，不也正是在做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吗？但是很遗憾，郑和没有到达欧洲，他并没有觉察到欧洲兴起的可能。……这次长途跋涉，可以说是失败了的，回来之后，中国依然在做自己大中国的春秋梦，直到清代。”我觉得这位读者的心得很有趣。
“民族确认”，我想他可能把我的行为也归类为“民族确认”了，因为他在上一封信中认为我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复兴”是个贡献，这很出我意外。近几天我与一个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联系，他同样对中国的“复兴”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但是却激烈反对我的研究，或者说他不能接受我的研究结果。他说即便我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从情感上也不能接受，不过他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他还说，假如这就是科学，那他诅咒所谓的“科学”给他感情上造成的伤害。他大概只希望情感上的“复兴”，认为科学可以不参与“复兴”，或者说“复兴”与科学发展无关。唉，假如他生活在古代有多好啊，那儿距离无情的科学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我知道他首先是应该诅咒我的，因为他的一个伟大梦想在我的出现之后濒临破灭了，或者说受到了损害。月亮假如没有望远镜那是多么美妙的存在，科学使完美与古典浪漫受到了威胁。第一个踏上月球的科学家不知道是否听到过来自月神崇拜者的诅咒。世界有冲突，此事古难全。我打碎了许多人的美梦，但是也有人以为我给他们开启了另外的历史浪漫旅程。
我确实处于越来越多的矛盾声音之中，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民族领域，或者学术领域，我不断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把我当成当代伟大圣人的，也有把我当成讨厌的学术骗子的。来信的读者多数是赞扬我的，少数是批评我的，网络上的情形则相反，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这一反差我的解释很简单，给我写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