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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的地方看我。岳烛远也是在这次看我时告诉我说，最近要送我到西安去，他并诡称：你的问题到西安后就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说明。实际无论是戴笠还是胡宗南都没有回答过他保我的函电。从岳烛远对我的谈话看，我到政治部以后的处理，岳烛远是参与了的。从他对我的讲话看，对他还不是不可以利用的，我大约是在这以后要彭文去找他设法营救的。
说到一战区政治部要把我解送到西安。我就做去西安的准备。
我的生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到了。加上，到西安看我就不这么方便，我生日那天，彭文搞了些菜，炖了鸡装在一个大瓦罐里送来，还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大的伯文1931年生，刚刚10岁，二的玉仲只8岁，三的叔平就6岁多，她那时已？？怀孕，大着肚子，就要生第四个孩子季洛。这天，她带孩子们来到我住的屋里，放下菜，我听见彭文对孩子们说：“你们开始？？？？”起初我还不懂她说什么。见几个孩子听她说“你们开始？？？？”就一齐跪下，给我磕头。彭文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晓得你这次走，什么时候出得了监牢，让他们给你磕个头，记住你这个爸爸。”我听到这话，心里真是难过。这到底是生离死别吗？勉强忍住才没掉下眼泪。这个下跪磕头的告别，孩子们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磕头，实际上也是生离死别的一次（叔平附记：姐姐回忆，在去的路上，我们三个紧紧跟着走，路程很远，有十多里，天寒衣单，肚子也很饿，默默无声。妈妈说：“我们去看望爸爸，我们去给爸爸过生日，见了爸要给爸爸磕头。”？？？？爸爸见孩子们都来了，很惊喜。待舅舅放下挑子，妈妈对我们说：“给爸爸过生日，你们开始吧！”我们三个就一齐跪下，趴在地上给爸爸磕头。妈妈站在一旁对爸爸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没有流眼泪，我们也没有哭，在那种时刻从没有见过妈妈流眼泪）。她要我给没出生的这个孩子留下个名字，靖季洛这个名字就是我和彭文分手时，在洛阳监狱里给留的名字。记得到西安道峪监狱后，做过一首打油诗：“洛阳抛妻子，长安作楚囚，重圆莺梦早，岁去春不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狱中岁月（5）
旧历十二月份，我被解送西安。总之，在洛阳期间，军法监部未宣判我的罪状，政治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的问题。解西安前，岳烛远又去看我一次。我问岳：我去西安怎么个送法？他说：“我那里派人送，没有什么。”解送的时候，的确没有戴手铐。有个看上去像副官的武装人员押送，在特务机关搞什么的不晓得，他带有武器，坐的客车，还包了个软席房间，就我和押解的人坐，这总算客气。我解走那天，李锡九老先生和我两个通讯员也到车站送我（他们当然也会知道那一天解送我走），还让我们随便讲话。岳烛远说的定心话，“到西安就解决了”，我还得考虑各种情况来到怎么应付。一到西安，先在一个小旅馆停留有一两个小时，以后就送到胡宗南的司令部，？？胡的参谋长派人送到胡宗南办公的地方（胡不在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住，他带机要参谋另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呀！我去重庆时候，跟胡见过面，吃过饭。通过门上警卫，进得门来，放下行李，这次去是做的坐监狱的准备，胡宗南这时候当然不会跟我见面。他住南房，北房住的机要参谋。我就进了机要参谋的屋子，这位机要参谋，此时30岁左右，我进去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像是很踌躇，有话要讲又不敢讲的样子。我那时是个“犯人”，他虽只是个参谋，但是他当权，应该有点气焰，起码也有点气派。为什么他这么不自然？好像有话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当时只觉得奇怪，等“*”专案组审查我，找到这位当时胡宗南的机要参谋，？？来他是我们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后任总参二部的负责人，当时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处的地下党员。据说熊在西北时，给党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
我当时只在这位机要秘书这里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有卫兵来要我出去。从这个院子后门出去就是禁闭室，到了禁闭室才了解这里监房很小，一个南房，里面分成三四个、顶多五个小监牢，是专关他们团以上干部“自己人”的地方。把我关进去，门就锁起来。没有铺，只有些草，我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送我到西安道峪村一个监狱去了。在西安期间，从未审讯，更无判决。
在这个监狱我是单锁在一个房里。在这个监狱遇到一个在押的熟人，叫黄宇宙，东北人，抗战初期在林县附近的水冶镇杀死伪军司令李福和，率小部队伍起义到了林县，当时孙部正在林县，我和他在林县见到认识的。他们的房门白天统是不关不锁的，他们可以在室内室外任意活动，卫兵不在时可以到我住的监牢门外说几句话。第二天一早押送我去道峪，准备押送我的一个卫兵，他们已？？很熟，可能是个班长。他介绍我和这个班长见面，托付这个班长路上照顾，我就是？？他介绍才送了这个班长一只表，沿途和到达道峪监狱时得到不少方便。这人大概姓阎，二十多岁，中等以上身材，身体很结实，北方人。
大约1965年，由交通部转来黄宇宙一封信，是由组织部马万杰转交给我的。内容是一般问候，也提到西安监狱中见面的事情，此外没有其他内容，也没有说他在哪里，只在信封上看到有养老院的字样。以后我没有回信。
道峪村在西安以南六十里路的地方（地图上只有一个汤峪口）。押解我的人是带着盒子枪的勤务兵。我还有些行李、铺盖，一出禁闭室我就给押解我的人说：我们是不是先到小饭馆吃顿饭，雇个马车才走？他没表示反对。走在街上雇马车的时候，在卖豆浆烧饼小店的门前，我巧遇胡公勉（解放后国务院参事）。他大革命时是共产党员，在杭州当教员，教过胡宗南。胡宗南上黄埔军校也是胡公勉帮助他的，他跟胡宗南有这些私人关系。北伐时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他脱离那里，后来在上海，党又派他到浙？？，可能是1930年在浙？？组织暴动，失败被捕，可能还是胡宗南把他保释出去的（我对此并不确实知道，是听说的）。大半我在西安遇到他时，他已？？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因胡宗南关系，他又曾在山西或甘肃当行政专员，我在西安碰到他时他又在西安已？？做了官，彼此之间还有旧日感情。和他认识是1929年在上海，和他的夫人彭漪兰认识得早，她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做副队长或指导员，从那时候认识的。她跟彭文很友好，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在上海又见到，是到他们家去看彭漪兰，认识的胡公勉。彭漪兰没有听说被捕过，也没听说自首，可能已？？离开了党的组织。我从重庆回来过西安才知道胡公勉在西安，到他家里去过一趟。这次我见到他，仓猝间和他说了几句话，便抓住他让他送信，我把被捕等情况和即要押送道峪村监狱都告诉了他，请他夫人彭漪兰去信告诉彭文。以后彭文多少知道点我的消息就是这个关系。后来在道裕监狱里曾活动一位医官，向他家里送过一封信，请他设法营救，后来无回信，也无结果。以后我也利用胡这个关系跟彭文写过信。押送的人已？？雇好车，看到胡公勉与我谈话也不干涉，我们坐车走了一天的样子，到了道峪村。
狱中岁月（6）
道峪村坐落在终南山脚下。这里山接山，山连山，通过崇山峻岭中的峡谷，向南可直达汉中。《三国演义》讲诸葛亮五伐中？？，路途难行，魏延建议出褒中，？？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即可到长安，近是近了，可那主意是冒险的。诸葛亮说：“此非万全之计”，假如对方利用道路难行，预先稍为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