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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让党政办公室安排两个村分别给鸭阳方面打过招呼以后，我就带上镇长、企业办主任、两个村的干部等一干人，向鸭阳进发。我们首先到了鸭阳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这个单位的状况惨不忍睹，都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瘦死的小羊，除了骨头没有肉。单位领导上班后一直在恭候我们的大驾光临，进了那个脏兮兮的所谓会客室里，只有两个皮开肉绽的破沙发，呲牙咧嘴地供我们几个“贵宾”强挤在那里，姓李的经理坐在一个吱吱吜吜的破椅子上，几个副职和财务人员坐在两个摇摇欲坠的条凳上，和我们开展谈判。真是兵败如山倒，寒酸只如斯。我心里说，如果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这日子可怎么过！说明来意以后，李经理这人挺爽快，他说，“原来办金属镁厂的经理已经通过活动，离开了这个单位。我们几个新班子成员核对了一下，觉得虽然没有办好这个企业，倒给乡镇的领导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单位虽穷，架子不能倒。那几十间房子，我们本来就没有放在心里去，主要是从西关村支书手里卖出去的十来吨镁锭得有个说法。”得到了这句话，我已经放下心来。就表态说，“完全可以，只不过方明伟的支书已经不干了，换成了方明义，你们可以同他在一起把来往帐目好好清理一下。”说毕，就把方明义等西关村里的干部留下来，我们要到客运公司去会陈鹏万老总。李经理拉着死不丢，说“我们得到消息说贺书记你要亲自来，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这顿饭非管不可！”我心里说，“好家伙，招待一次客人还要召开班子会议，那这顿饭我是坚决不能在这里吃了！”
到了客运公司，这里却非同凡响。陈老总的办公大厅装饰豪华，显示出国家大企业的雍荣华贵。陈鹏万是省人大代表，又是县处级干部，个子比我们这些正常人高出一头，人又非常随和坦率，一点架子也没有，时不时地开几句玩笑，好像我们早就是没有谋面的老朋友。没等我们开腔，就表态说，“你们的来意，郑支书已经给我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在灌河的投资没有搞成，只能怪大气候，那些房产对于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给卧牛坡村群众留个纪念吧。我们两家是缘分，以后还要常来常往。”两个单位的反差如此之大，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事情这么痛快地得到解决，我心里很高兴。于是这高兴就发挥在他们高标准的接待上。席间，和这位年龄大、个大、官大、门坎大，架子却不大的老总称兄道弟，海聊神吹，喝了个“有朋自灌河来，不亦乐乎。”
有时候，看似很难的事情，解决起来竟是如此简单：卧牛坡村的金属镁厂无疾而终，留下几十间盖得颇为漂亮的房子成了卧牛坡的村级财产。西关村的金属镁厂由于两个合作单位都已经走马换将，鸭阳方面尽管“食之有味，弃之可惜”，算来算去，因为方明伟死不认帐，也就只得作罢。西关村的被占土地的群众把那些简易的房产扒了变成自己的资产，重新种地，也就不再闹事。两个厂在“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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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3）
第二十三章
平数字茬子让富镇变“贫”
救古老行业使破厂更新
全县各个乡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都说灌河富。这种认识，其实也不奇怪。到灌河街走上一走，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记得还是在县委当“后进村整顿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次去红庙乡检查工作，在乡政府吃喝以后，出了大门，就又去赶另一场酒席。因为带去的一个同志是从民政局抽到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同志在乡镇民政所很有市场。也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喝好，还是特意向我表示意思，或者为了显示能耐，他专门吩咐乡民政所另备一桌，重新招待一遍。我们几个到了一个苍蝇轰轰叫的小饭铺里，这个老弟交待，“贺主任爱喝高度酒。”害得乡民政所长跑遍了红庙街，只找来几瓶当时流行的一种为了防伪、拧烂瓶盖的“庆丰酒”。老弟责怪人家不会办事，连瓶好酒都舍不得拿。所长非常抱歉地说，“领导和弟兄们难得一来，就是茅台、五粮液也舍得。可这一道街，最高档次的也就是这种酒。”“我给你交待的剑南春也没有？”所长说，“我都问了，卖酒的说这酒名太冷辟，听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到灌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萤萤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们不干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整整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买矿石起家的，手里也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可一出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