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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认识，以我为代表的灌河镇新的党政班子究竟干些什么，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开始縈怀。一开始的思路是，为了抓现钱，也为了上下届党政班子的工作连续性，必须沿着前任划好的道道继续走下去，抓好乡镇企业。即使想另有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边干边修正，干上一年半载调整思路不迟。可是，刚刚红火了不到两个月的乡镇企业，由于大气候突变，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波及到国内，波及到我这个小小的山镇，迫使十几个厂几乎全部停产。工厂停产后，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涌了出来：内外债务、银行贷款、工人工资、耕地占用等等，每天都有人上政府来闹，我从中看到明显的危机，若不及早拔手，就难以自拔。我清醒地认识到，新一届班子已经不能沿着老路再走下去，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经过一段观察与思考，又与我的副手们一个一个的找机会彻夜畅谈，逐步统一了认识。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稳住乡镇企业这一块，逐步降温，压减数字，再不能背那么沉重的数字包袱，慢慢地从广远的“乡镇企业书记”称号中退出来；其次是着眼于全镇人民，选准一个或几个好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推广，让千家万户都有一个非农项目。当前，首选的应当是吴书记、徐县长反复强调的食用菌这一具有潜力的产业；其三，办学、修路、治山、治水，尽力而为办实事，量力而行办好事，造福群众，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为灌河经济和社会发展蓄足后劲；其四，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灌河矿产业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作财源建设的重头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填实财政收入，确保吃饭与办公。
有了上述思路，工作运转就开始有了头绪。我安排抓农业的副镇长华秋实牵头，成立了食用菌办公室，作为全镇发展这一产业的行政指挥系统。我看企业办有一个副主任叫周礼中的，在换届时当过差额，人比较能干，就把他抽出来，给他配了两三个人，让他们当了食用菌办公室的专干。然后，又开始考虑建设镇初中的问题。
刚到灌河的头几天里，到各部门去看看，起到熟悉和安抚的作用。转着转着，我们就来到了教办室。教办室主任田万春是我教书时的学生，我不过是担过他一段课，也算是有点师生之谊。到任后，镇直部门谁请吃饭都没有吃，在他那里破了例。吃饭前，我先给他说，我和刘镇长、左书记和井书记只是来吃饭，不谈工作，所谓“科技兴镇，教育为本”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啦，这些高调我都会唱，今天不唱，教育的事情要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盘子里统一考虑。田万春说，“哎呀，老师书记，只要你们能够来吃顿饭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我一定什么要求也不提。”我心里说，吃饭就是重视，好像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其实也正是重视，不管如何，别的地方不肯吃，在你这里吃顿饭就是把面子给了你田万春。
为了陪好我们，田万春把职业高中的秦校长叫来，作为划拳的主攻选手。镇里的这所高中，是县里直属的，人财物都不属镇里管辖。早年这所高中曾经红火过，改成职业高中以后，败落下来，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给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重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会议一散就找到曲书记算帐，说他不懂教育，胡说八道。这人既是教育界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三月中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地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这脊背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大家哄堂大笑，女鲁镇长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就解放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说到这里，周礼让激奋地说，“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我说，“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