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院子里也响起了枪声，詹孝廉不禁大惊忙冲出屋去。电闪雷鸣之中，詹孝廉看见佟夫人和佟凤山的婶娘倒在血泊之中，一脚踢倒了正要向佟家驹开枪的士兵。郑学礼也冲了出来，从佟夫人身上抱起佟家驹，詹孝廉跪在地上将奄奄一息的佟夫人抱在怀里。
血沫子不停地从佟夫人嘴里往外涌，气管里发出急促的“丝丝”声。她大睁着失神的双眼，用尽最后的气力：“詹孝廉……你，你这忘、忘恩负义的黑心贼。我……”话未说完，头一歪停止了呼吸。佟家驹止住哭喊，愤怒的眼神如同两把利刃戳进了詹孝廉的心里。詹孝廉五内俱焚，痛苦地把手放在佟夫人的眼皮上，帮她阖上眼睛，挥起拳头用力砸在地上，“咔”一声，手腕骨折了。
这是“光复”那个特殊的混乱时期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一场疯狂杀戮。《国语&；#8226；晋语》曰：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陈尸为戮，这场杀戮，其状惨不忍睹。驻守五里桥的伪保安团，在副团长詹孝廉和副官郑学礼的带领下，冲破重重阻力，几乎整建制地投向了东北人民自治军。而二十二年后，当陆大友再度出场的时候，他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热土 35
光复前后，向共产党投诚的伪军警人员实在太多了，他们大多是以班、排、连、所为单位，像保安团这样整建制拉过来的皇协军也并不罕见。共产党内部在对待这些投诚人员的态度上，意见十分不统一，最后对鱼龙混杂的伪军政人员不信任的意见占了上风，不久又开展了一轮甄别活动，这次甄别活动是在省军区的主持下进行的。甄别的对象主要是连级以上军官，身为伪团副的詹孝廉尽管是起义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也不例外地被审查了两个多月。
所有起义部队的原建制均被打乱，士兵们被分到各个班排小队，去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而经过甄别没发现重大历史问题的营连以上军官则被集中到宽城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思想。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解放军官在甄别活动之初，就已经被列进了“密切关注”的花名册。主要还是不信任派为了便于掌握这些人投诚后的表现而采取的一种控制手段，一旦发现他们在言论上或行动上跟新政权相悖，以便及时采取极端措施……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一年后，已身为五里桥行政区副区长的詹孝廉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
这阵子詹孝廉很忙，他在给东北局和县委起草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五里桥区辖下各乡的土地工作进展顺利，但出现的问题有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必须尽快加以制止和纠正，否则将会破坏土改工作，痛失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詹孝廉在报告中总结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三个方面的错误。
错误之一：
在镇压地主老财的过程中，杀人太过于随意，甚至随意杀掉被划为地主家庭的人，而且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的做法泯灭人性，尤其是土改干部强迫群众看行刑，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致使少数长工参加了流亡地主组织的还乡团。
错误之二：
土改工作队为了对付还乡团，组织土改积极分子成立“棒子队”的做法，只能在清算与反清算，流亡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过程中加剧仇恨。
错误之三：
土改工作队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肆意拘禁、审讯、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如得不到有效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可怕局面。
詹孝廉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许多做法极容易造成广大基本群众对土改工作队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会对土改政策产生误解，间接地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更违背了“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应引起东北局党组织和省委的高度重视……
詹孝廉起草这份报告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土改时期，批准杀人的权力掌握在区一级领导者的手里，年轻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上万口人的生杀大权。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睡觉去了，而开了一天会的区委书记或区长还要坐在煤油灯下，根据下面上报的材料，勾画第二天要镇压的人员名单。如果这个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的领导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划下去，则明日的黄泉路上便不知道要有多少冤魂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年轻人要是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村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只要跟他们说一声，也很少有不被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同样是野蛮而血腥的。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地主们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的群众在土改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土改积极分子们立即抽他们的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他根本无法开口。在这个时候，惟能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也许只有是“人性”了。这个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性命。如果几十年前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鼓动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也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毫无分辩余地。
在贫雇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还保留着一些同情之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不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个地主的小命儿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要死在了这些人的嘴里。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动员，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
镇压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如果连富农都没有，就矬子里面拔大个儿，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砍头，被镇压的地主跪在事先掘好的土坑边上，手起刀落，人头先滚进土坑，行刑者再抬脚将无头尸体踢进土坑；另一种是枪决，用枪顶在后脑勺上，从跪在地上的人背后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泣不成声。杀多了，吓怕了，稍稍有点家产的人家都成了缩头乌龟，而人性不好的地主富农，在工作队进村之前，自知在劫难逃便早都卷着浮财举家逃之夭夭了。詹孝廉在报告中还举了如下几个案例：
——亓大巴掌是五里桥的富户，早年靠烧炭起家，买了十几顷地，拴了二挂马车，后来炭窑被日本人兼并。农忙时，亓家雇几个短工帮忙种地，晌饭送到地头上，亓大巴掌总是让雇工们先吃，自己假意察看庄稼，等都吃饱了，吃剩下了他再吃，剩啥吃啥，不剩他就不吃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定为恶霸地主，全家十几口全被镇压，包括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不满一岁的孙子。亓大巴掌被棒子队扒光衣服，浇上热水胶套进麻袋里。等胶干了，他们把麻袋从亓大巴掌身上扒下来，人皮被粘在麻袋上，亓大巴掌遂变成一具血淋淋的活尸……工作队把这叫做“披麻戴孝”。
——四间房的冯国运是从陕西兴平逃荒来的，靠开荒种地积攒了一些家业，这个人下地连鞋都舍不得穿，干活时把鞋掖在裤腰带上，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本屯有个老光棍儿，一直对冯国运老婆的美貌垂涎不已，后来当上了贫协主席，便把冯国运拉出去毙了，什么手续都没有。冯国运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