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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场以外决定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攻守进退的政治、外交因素错综复杂,仓库保卫战涉及各方的利害得失互相制约、纠缠不清,最终导致八百壮士命运的急剧变化,令这些决心为民族抗战奋勇献身的英雄们,不得不抱憾终生。
奉命退租界,壮士失自由(1)
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战斗打得好,上海民众的人心士气受到极大鼓舞。一般民众都感到日本强盗侵略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打死他们心里高兴,出了一口气,最好天天打下去,天天能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一个一个的倒在八百壮士的枪口下。我军将士同民众一样,越打越顺,也准备这样一直打下去。而近在咫尺的租界当局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战火在租界边上烧起来,只是谢晋元根本不考虑租界的“建议”,一定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尽一个军人守土的责任”,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担心租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顾虑越来越重。在几方中,四行仓库战斗的一天天发展,最难受的还是日本人,可以说已经到了度日如年的地步。
敌 酋 恼 怒
日军在四行仓库门前的一次次失败,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日本鬼子的脸上。每天死四五十名甚至七八十名日本士兵,还有更多受伤的人,已经够难受了。何况号称不可战胜的“皇军”遭到的惨败,是在公共租界几万人面前发生,众目睽睽之下实在太丢脸面。三天进攻损兵折将却毫无所获,四行仓库的枪声成了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
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侵略和灭亡中国总体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对侵华战争的策略、分工、步骤等并不同步。陆军与海军之间为了争宠与争权历来矛盾很深,双方常常在明里暗里较劲。“八一三”之战爆发前夜,8月12日晚七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外相、陆相、海相参加的四相会议,讨论对淞沪作战方略。陆相杉山元大将认为:“三个月粉碎中国人,逼他们求和。”海相米内光正大将也说:“攻占上海,(与平津南下的军队)形成北南夹击南京之势,不怕中国不屈服。”在挑起淞沪之战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海军力争独自出兵。提出已在上海经营多年,虹口一带有巩固的根据地,驻沪海军陆战队从二千多人增兵达到一万人以上,足以在几天内打跨中国军队,攻占上海。并强调上海一带沿海沿江,地势低洼,又多河流湖泊,适宜于海军作战,从而力争到第二天挑起“八一三”战争和抢夺头功的权利。首相近卫更多的是要看陆军的脸色行事,支持海军先行出兵的同时,也要求陆军立即动员,随时准备增兵上海参战。以后发生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海军和陆军事前的预料。但是,十天之内海军就伤亡累累,打得只剩下汇山码头、陆战队司令部、虹口花园等少数据点,这一事实正好为陆军利用。便由陆军派兵增援并掌握指挥权,也证明了陆军的观点:“海军只是辅助军种,战争只有靠陆军才能取胜。”
四行仓库战斗的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日军包围仓库,日军司令部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伪军在外围警戒,立即调集陆军部队作为进攻的主力。但是,三天三夜的不断进攻,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都无法拿自己的脑袋去同我军的子弹、手榴弹碰,有一些参与进攻的伪军更是毫无斗志。日军的疯狂完全靠着有大炮狂轰、飞机滥炸,离开了火力的支持,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都同样怕死。
第五章奉命退租界,壮士失自由 四行仓库处在租界边上,距离仓库一百米处,在西藏路新垃圾桥南边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万一中弹将引起严重后果。1848年(清道光28年)上海发生中国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胡作非为的“青浦事件”。10月间,英国派驻上海的领事阿礼国借机和上海道议定把租界向西延伸到泥城浜,向北拓展到苏州河边。泥城浜填没后建为虞洽卿路,后来在该路东边靠苏州河南岸建了大英自来火房。1900年并扩建为上海煤气公司,大门在泥城桥(今西藏中路北京路口)。建造了日产28万立方米的新碳化炉一组,并在厂区北端靠近新垃圾桥处建了煤气储气罐一座。庞大的储气罐用厚钢板焊接而成,上下共四层。底层为固定的封闭水罐,外径39米,内径35米,高95米。上面三层为各高93米的圆形套筒,内有12至20根不等的导轨使钟罩式顶盖可作螺旋形升降,罐内煤气最大容积为28万立方米。随着煤气用途的不断扩大,路灯、居民照明、使用煤气的取暖炉、发动机及家用燃气灶纷纷推广。1905年在厂区东南侧新建大楼,组建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扩大制气的基础上,又增建煤气储气罐一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奉命退租界,壮士失自由(2)
租界边上的两个巨型湿式螺旋型煤气储气罐,储存着50多万立方米的煤气,万一中弹将成为两个无比巨大的燃烧爆炸弹,其毁灭程度简直难以想象,任谁都不敢去冒这个险。
88师参谋长张柏亭曾经说过,“八一三”沪战开始后,与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高涨,人人舍身抗敌相反,总不免有极少数地痞流氓受日本人的收买利用,混杂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做收集情报和通风报信的汉奸勾当。这些民族败类常常偷袭我军的传令兵,抢走公文,扰乱治安,刺探军情。88师司令部先设在真如谭家湾,13日战斗打响后前移到中山大道31号桥附近的观音堂。该处离北站核心阵地近,便于指挥;中山大道系1932年“一二八”抗战以后修筑,着眼于绕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把北火车站、沪西、南市以至浦东通过环行道路联系贯通,便于运兵作战。我军初战告捷,14日即有大批记者前往采访及地方热心人士慰劳。当晚,师长孙元良即决定次日移往福新面粉厂,而师司令部刚离开,黄浦江上的敌舰炮火就对观音堂密集轰击,庙中正殿的观音像被打得粉碎,未及搬走的床铺被炸得无影无踪,残壁上还穿插着好几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看后令人捏了一把冷汗。以后,师司令部对外始终以观音堂为联络位置,一直像捉迷藏般不断移来搬去,但敌人军舰上的炮火却像长了眼睛一样跟在后面不停地轰击。九月上旬,当副官决定师司令部往四行仓库搬时,孙元良不免有些犹豫,因为那里离新垃圾桥东南角的煤气罐实在太近了。而副官断定正因为如此,敌机决不敢轰炸,敌舰也不敢轰击,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师司令部和262旅指挥部搬进四行仓库后,一直没有受到敌人的轰炸和炮轰,果然安安稳稳地待了40几天。
最 后 赌 博
日军指挥官知道租界的煤气罐万一中弹爆炸所引起的严重后果,燃烧的火焰加上大量泄漏的煤气波及之处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估量,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作这样的赌博。为此,他们不断调动陆军的“精锐”部队,一次又一次发动对四行仓库的围攻。
谢晋元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大小战斗无数,始终以《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座右铭,常常以少胜多,每战皆捷。四行仓库战斗一开始他就命令各楼窗口及六层平台各处战士密切监视敌军调动情况,敌兵丢弃的尸体,不让他派人或狗拖走。一到深夜,敌人进攻稍有停顿,便派人外出取水,同时悄悄收集敌尸上的符号、标识,从中掌握敌军信息。对进攻的日本鬼子,不管海军陆战队还是陆军重藤旅团,我军战士都是狠狠地打,毫不留情。中间也会来一些伪军,被打得厉害了,会以中国话喊叫,要我军战士放他们一条生路。日本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壮丁不是被杀就是被拉去做苦役,一部分被逼迫参加伪军。南方的伪军被调到北方打游击队,东北和台湾的青年被驱赶到上海作战。伪军每一个班总有一两个鬼子兵当班长,打仗时逼着往前冲。他们穿一样的黄军服,细看仍有区别,日本兵军帽上的五角星是铜的,伪军则是布制再缝上去的。伪军被日本鬼子的督战队在后面押阵,如有临阵脱逃或投降,抓住了要被刺刀刺杀,还扬言要杀全家的人。伪军也知道日本鬼子实行“以华制华”战略,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所以进攻时总是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