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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轰动一时的抗日英雄。有关杨惠敏当时献旗的经过，许多当事人各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仍然很难说哪一个人的讲法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对此事，杨惠敏本人是这样描述的：
民国26年，抗战军兴，时局一天天的紧张。八月初，敌人的炮火已经迫近淞沪了。那时，我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已经停工。我像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献身捍卫祖国的洪流，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经过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随军队撤走，一部分随着难民撤进租界。我率领七个男女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这天（注：10月27日）夜里，沉寂的夜空忽然响起激烈的枪声，我悄悄的溜出尼姑庵去侦察。沿着苏州河往西边的垃圾桥走，毫无目的地走到垃圾桥，一排排铁丝网挡住去路。我想找一个空挡钻过去，忽然“噗”的一声，星光下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挡在我胸前。朦胧星光下，隔铁丝网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兵。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要侦察枪声的来源。英国兵告诉我，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守军要死守，刚才的枪声正是与敌军在激战。我听得兴奋，心中涌上一个念头——我要帮助我们勇敢的守军。天已破晓，我只望见一座弹痕累累的四（五）层楼大建筑物，看不见人。我又望见这大建筑物矗立在三方是太阳旗，一方是英国米字旗的中间，我心里发生一个迫切的企求。为了鼓舞上海市的人心，表现我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飘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8）
回到住处，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再穿上制服。夜空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像一个巨人，俯视着我，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过马路，势必要被左右的英国警戒兵发现，把我作为枪靶子。过了马路，四行仓库有重重铁丝网围着，只有沿着铁丝网工事爬到缺口处，再从窗子爬进去。终归是要冒险的，我卧倒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枪炮声大作，我以为被敌人或英国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了。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乱放枪炮，因为隔苏州河对岸英租界里耸立着一排大煤气储气柜，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祸殃。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
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二声冷枪响，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杨惠敏的回忆大致上有几点内容：一是送旗为她个人所为，从第一天（10月27日）晚上侦察，到第二天（28日）晚上送旗，都是一个人完成。二是去时经西藏路新垃圾桥，回来时则从苏州河游泳过河。三是谢晋元、杨瑞符在四行仓库等她。献旗后，谢晋元还陪她在仓库各楼察看，她并参加次日（29日）晨的升旗仪式。四是杨惠敏送去的是“大国旗”，升在仓库楼顶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参与送慰问品及送旗的当事人，纷纷写了回忆文章。上海市文史馆曾发表了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当时是恒丰洋行一名职员，担任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50团团长的叶春年写于1966年2月的《给四行仓库送旗的经过》大致内容如下：
1937年11月（注：应为10月28日）的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那时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办公）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盐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绝不投降。商会秘书长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我们研究后即筹备物资、组织人力、准备卡车，并认为以晚上11时租界实施*后，趁街上无人时才行动较为妥当。我们系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自“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即组成战时服务团，支援军队抗击敌军已近三个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9）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而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商会自接到电话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后，各方面送来很多物品。不多时我们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时晚上并无月光，深夜11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卡车大灯即熄灭缓行，过桥即向西沿苏州河畔（北苏州路），车速很慢，尽量减少卡车运转声音。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胡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注：应为新垃圾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满天漆黑，四周寂静，北望闸北偶尔有火光枪声，桥北桥南宛若阴阳地界，桥北路灯没有一盏。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长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注：叶在80年代回忆时说是：“团员胡惠祥手持国旗，奔上仓库四楼，交给负责军官”。）小烟纸店后门即通四行仓库，因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第二天早晨，我们望到了四行仓库上一面大红（国）旗迎风招展，在阳光下威武地耸立在四（六）楼屋顶上。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虽不是我们团里的团员（我团没有女团员），但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41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面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她那时自己说17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那天晚上《立报》记者白广荣回到我团部时，即准备连夜写稿报道，国旗和物资是怎样送过去的。当时，我坚决要求不要报道，因为我要考虑我们的抗日工作还要做下去，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坏，对我们工作不利。为了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说明抗战军民一条心，我同意把杨惠敏事迹在报上发表，表扬她是中国的好儿女。我考虑报道她只涉及她一个人，她所属的团是一般普通学校的童子军团，日本人是不会注意的。后来，报纸上也就这样宣传了。
叶春年的回忆说明了几点：一是10月28日上午四行孤军以电话和市商会联系要求送一面（大）国旗等。二是当天中午以前杨惠敏曾与守军联系且送去一面国旗，因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三是当天晚上叶春年等人送去国旗及物资，次日（29日）晨国旗升上仓库六楼楼顶。四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对外宣传报导只介绍是杨惠敏送的国旗。叶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