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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灼的期待中,时间一天天过去。燕园里的枫树由绿变红,火红的枝叶在秋风中摇曳,更加重心绪的焦灼与不宁。11月中旬,我的父亲病逝,我回老家奔丧归来,黄云大姐仍然没有出现。直到叶落霜降,12月初的一天,终于收到黄云大姐的来信,信上说:“前些日子母亲有病,家里忙。现在我已到天津,母亲的病也好了,你可于星期四来津一晤,大光明电影院上映一部好电影,如来及时,可以一起看下午的一场……”这是事前约定好的暗语,我明白真实的意思是让我立即去天津,到大光明电影院接头。
我按时赶到天津大光明电影院,记得那天飘着零星的雪花,天气阴冷,冻得我不住地跺脚。在电影院门外站了一会儿,黄云大姐和一个人一前一后走来。黄云介绍那位是周彬(张培华),即###北平城委书记。与黄云朴实无华相对照的是周彬雍容华贵的气派。她天生丽质,电烫头发,高跟皮鞋,皮大衣,看起来像一位大小姐。相互介绍之后,黄云低声说,有个同志出事了,党组织面临遭受破坏的危险。同志们必须转移,她和周彬已经紧急转移到天津,准备“回家”。我知道,“家”是抗日根据地的代称。
黄云继续说:“回家的秘密交通线好久没走了,不知目前畅通不畅通,安全不安全;经研究决定,让你去那边走一趟,先探探路。”
我问:“什么时候走?”
黄云说:“任务紧迫,分秒必争,越快越好。”
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此行的细节。黄云、周彬两位大姐一再叮嘱:“要谨慎小心。”
我即刻赶回燕京大学,做些出发的准备。
正当此时,12月8日清晨,风云突变,寂静的校园响起日本侵略军的摩托车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冲进来,把全校师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宣布封闭燕京大学,全校###。
铁蹄践踏了自由的学府,美丽的校园一片肃杀,师生们把极大的愤怒埋藏在心头。从贝公楼礼堂疏散出来,我一路想,育英支部的几名同学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不会###,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必须提高警惕。我抓空隙,分别同宋汝棼、饶毓菩、戚天庆等取得联系,叮嘱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随时保持联系。当晚及稍后时间,日本兵开始抓人。被抓走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中国教师,也有外籍教师,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兵抓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鬼子兵的监视下,驱赶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师生离校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谁要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殴打。我和同学扛着行李走到西校门时,看到女同学安笑岚正吃力地扛着行李走,我们几个同学走过去,用自行车帮助她驮行李。分手时,大家心情愤慨,又感到茫然。回头望去,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四、探查秘密交通线
告别燕京大学校园,我把行李存放在北平城里花枝胡同饶毓菩家,交代要回趟家,就匆匆上路了。
那天,我穿着黑布鞋蓝大褂,肩挎一个白布小包袱,带着随身用品,一副买卖人的打扮。到前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经广安门、卢沟桥、良乡县城。每到一处都要接受敌伪检查站的搜身检查。中午抵达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房山县长沟镇,这里是敌人的据点,设有敌伪军的炮楼,满街有敌伪军人窜来窜去。我下车后,在沿街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便徒步向惠南庄走去。边走边打听,当日黄昏走进惠南庄。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村中的高台阶黑漆大门,认准这是秘密交通站,伸手扣响门环,两声轻一声重,如此三番,门内没有动静。我正纳闷,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问:“你找谁?”只见身后闪出一个壮实干练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我想起刚进村时影影绰绰有个人远远跟着自己,看来就是眼前这个青年人。
“我找周大爷。”
“他不在。”
“周大哥也行。”
“有什么事?”
“想买蜂蜜”。
上述对话都是早已约定好的。青年人再叩门环时,门开了。一进门,青年人就握住我的手,“我是周景岩,家父知道你要来”。
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还甘冒危险,没有任何报酬地劳碌奔波?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颗爱国心。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周硕臣先生这样普通百姓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抗日战争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我听说周硕臣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大会,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周老先生曾任房山县(现为房山区)副县长,儿子周景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中周硕臣老先生被批斗遭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房山县老同志的支持下,房山县政府为周老先生恢复名誉,撰文表彰他抗日革命业绩,给他在惠南庄外修建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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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西庄等了几天,一天上午,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来看我,他带着一脸的喜气,说:“瞧瞧,谁来了?”随他进院的还有周彬、黄云、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赵凤章、马毓臻、俞健和张淑婉,原育英中学党支部的王湘、李宁和潘超。他们都是沿着我探查过的秘密交通线来到平西的。见到周彬、黄云和其他同志安全到达,我长长舒了口气,心中暗叹:“谢天谢地,我这趟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接头,低声细语,很少有机会无拘无束地交谈。这回在自己家里相见,可以尽情交谈,敞怀大笑。有一天周彬对我说:“你这个人很踏实,做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