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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请来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熊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五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渝。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熊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起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元济等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被章太炎誉为“无公则无民国”的黄兴拟推统一党人物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而袁世凯正需要这样的党人来出任总理。
组建“名流内阁”的流产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以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唐文治、汤化龙、汤寿潜、赵风昌等为参事，标榜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并提出“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等项目为号召，拥护袁世凯，同当时实际控制临时国会的中国同盟会对抗。5月，与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潘鸿鼎等组织的“国民党”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
熊希龄就职第二任总理后，组建“名流内阁”，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
1913年10月，国会在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的进步党的掌控下，在“便衣军警层层包围和胁迫下，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对于“名流内阁”中的梁启超，是一位不可不在此细说一番的人物。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1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3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新社会的脚手架。
被世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站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试图竞选总统。但梁启超自进入内阁之后，即等于与袁世凯的联合，而这么做，就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只分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
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然而，梁启超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启超曾把历史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他说：“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其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所说的停顿时代，是量变的积累时期，而过渡时代则是质变时期，即革命时期，他满怀激情地讴歌过渡时代，称之为“希望之涌泉”。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是近世欧洲第一大事。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启超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对内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外维护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此后“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激冲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梁启超认为，“法国大革命，祸机伏于前王专制时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时，想调和矛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优柔寡断，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烈一幕。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卢梭阐明国家不是贵族帝王所专有，开启了民智；孟德斯鸠则指出了君主专制的暴戾。
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变法乃历史潮流，为国家图强之良策。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迫变，不如主动变，与其流血变，不如和平变。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鉴，规劝清帝早日变法，而竭力奉劝革命派勿走法国革命之路，期待变革而反对暴力，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这一态度，深为熊希龄所理解，也为袁世凯所赏识。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当熊希龄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件《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熊希龄不由得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他对这一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议员的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