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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论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苏共领导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加了一大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利用“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①
中共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起点也确定在苏共二十大，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同样，中共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系统化的标志，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又一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②
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曾大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赫鲁晓夫甚至感叹说：“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③
对于赫鲁晓夫这番话，中共中央给予了严厉批评。说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毛泽东怀念斯大林（2）
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坚信不疑：绝大多数苏联人，是不会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的。“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①
激烈交锋（1）
5。 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方发表了五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后，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苏共中央还提出，希望改善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且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订货，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毛泽东在分析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时认为，这封信是被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有三怕，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怕，就是怕公开论战。但是，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想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嫁祸于我，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在1962年年底、1963年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表面上我们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一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在形式上就转入了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于是，毛泽东建议，不要急于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也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更谈不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十评。平均起来，大概每个月发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们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如果苏共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①
刘少奇在解释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来信的态度时，谈了四点看法：第一，我们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但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共挑起的。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力答辩。苏共既然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手段回答他们。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他们虽然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还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因为苏共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样不行。刘少奇认为，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然后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否则，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①
在迟迟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之后，苏共中央终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苏共中央没有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点，于2月20日给莫斯科去信说：“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经常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中共中央在信中十分不满地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