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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闭幕。哥穆尔卡凭借74票的优势顺利进入政治局，并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而亲苏的罗科索夫斯基只得了23票，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对此颇感意外。当天，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去了华沙，准备同波兰党举行谈判。但波兰情况十分严重，希望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苏共中央在电报中指明要刘少奇或者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当晚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莫斯科的电报。会议一直开到零时四十五分，最后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鉴于情况紧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立即约见了尤金。
毛泽东对尤金说，苏联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已经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他让尤金回去后立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就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苏联，并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毛泽东的话说得相当严厉，而且重复了一遍。①
其实，赫鲁晓夫对他当时的举动未必不感到后悔。多年后，他承认，当时“我们太性急了”，而且是鲁莽行事。“事后看起来，我们应当按照哥穆尔卡的意见办事。但是事已如此，也没有办法了。”②
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与波兰更容易沟通（1）
3。 赫鲁晓夫说，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是好讲话的”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此时，莫斯科已经转变了对波兰的态度，不仅撤退了军队，而且承认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形势随之缓和下来。据赫鲁晓夫说，他们起初怀疑波兰要投向美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等到了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发现苏共中央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又改变了方针。
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联对波兰人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人是好讲话的，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希望中国同志劝一劝他们，这“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此时，考虑到中共同苏共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方针基本趋向一致，刘少奇明确向赫鲁晓夫表示：中共中央支持你们。这当然是赫鲁晓夫爱听的一句话，所以，他心花怒放，激动地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③
10月24日，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差不多都到齐了。虽说是苏共主席团的会议，其实是苏共中央在听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批评了苏共的一些做法。刘少奇分析了苏波矛盾产生的原因和需要吸取的教训。他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一个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处理？大国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地要多承担一些义务，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苏联长时期以来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中国在内，但就是搞不好关系。刘少奇还提醒苏共中央考虑一下，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否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①他劝道，你们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交往时，应该学会同他们协商、合作，不要只替自己着想。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是造成苏联同兄弟党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刘少奇要求苏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良影响，不要自以为是，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
但是，苏共中央也在叫苦。他们埋怨波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太过于强烈，莫斯科在波兰驻军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中共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来拜访，双方谈起波兰要求苏联撤军的问题。此时，毛泽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苏联能否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开放一些，把军队撤出来，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连忙向中共代表团解释，现在一切都平等了，如果说经济上有什么不平等，那实在太冤枉了。他颇感委屈的是，波兰人现在根本就不提为了波兰的解放有多少苏联人流了血以及有多少苏联人牺牲了生命，他们也不提苏联给过波兰多少面包，而且这些面包都是从苏联人嘴里省下来的。赫鲁晓夫激动地说，如果还有什么不平等的话，那就是人家波兰揩我们的油，甚至掠夺我们，吃大亏的应该是我们。况且，我们还尽心尽力帮助他们。①
谈话持续到深夜，莫斯科最终接受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承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放手。如果华沙条约国不同意苏联驻军，他们就把军队撤回来。苏共中央还答应发表一项宣言，赫鲁晓夫就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同刘少奇交换了意见。
中共代表团设想，由苏联政府先发表宣言，然后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并将这一设想报告了中共中央。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了代表团的设想。
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与波兰更容易沟通（2）
10月30日，苏方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指出：苏联对外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这种政策最深刻、最一贯地表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宣言表明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所抱的态度，即“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讨论一些措施，保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②
10月31日晚，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肯定了苏联宣言的正确性，认为这个宣言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声明认为，苏共中央采取的这个步骤，“将有助于消除社会主义各国间的隔阂和误解，并且可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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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准备挨全世界的骂
4。 周恩来表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准备挨全世界的骂”
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发现，在波兰问题上他的话仍然不灵，只好再次请求中共帮助他收拾局面。接到赫鲁晓夫的求援后，毛泽东让正在国外进行访问的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冒着风雪飞抵莫斯科。与刘少奇上次来访不同，这次，苏联党政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随后，双方在1月7日至10日、1月17日至19日，共举行了五次会谈。
在1月10日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兰问题。周恩来首先表示，有关党内的问题，主要靠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卷到中间去很不好办。”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重申了他的观点。他告诫鲁莽的苏联领导人，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切记不要高人一等，即使是像苏联这样的大党，在各国党面前也应做到平等，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
1月11日，周恩来抵达华沙。此时，波兰正处于选举的前夕。尽管波兰工人党在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但是，许多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对政府的工作仍然表示不满，同苏联的对立情绪依然强烈。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位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新华社记者：波兰人民，尤其是党员，对周恩来的访问抱有很大兴趣，因为“中国党和政府对我们党的充分谅解和支持，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周恩来到达华沙的当天，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哥穆尔卡详细介绍了波兰的情况。他说，波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党没有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哥穆尔卡指出：波兰工人党的主要缺点是，在通过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乏思想准备。他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