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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频频光临（1）
作家和演员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职业，即便是我的作品被搬上屏幕，也用不着我在屏幕上抛头露脸，更用不着我去讲话。可是，眼下电视台流行对话节目、专访节目，不断把我也推上了屏幕。
说实在的，我的职业是往日伏案写作，每日面对电脑，总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工作。我并非那种口齿伶俐的人。记得即便在上大学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也还有点儿紧张。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在小县城里给学员们上课。我原来准备讲一小时的，一上台，好紧张，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光了，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
幸亏，在结束那十年苦难的日子之后，我被推上讲坛，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使我渐渐练出了面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也正因为有那么一点演讲经验，这样，我被推上屏幕，也就不那么紧张，不至于像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那样。
电视台的“热门话题”也真多，导演们找我谈五花八门的话题：从谈谈我的创作、签名售书，到谈毛泽东、毛岸英、*、陈云直至“*”、“四人帮”、“样板戏”、《海瑞罢官》；从国际汽车展，展望新世纪，使用电脑的体会，到中国乒乓“让球”的历史，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史，彭加木失踪之谜……都是“谈谈”，都得“开口”。
我的访谈节目，大部分是在电视台的录像棚里拍摄的。我曾经多次专程飞往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北京摄影棚拍摄访谈节目。在北京我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董浩、鞠萍、周倜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鲁豫、胡一虎、黄健翔的专访。我也曾接受河北、辽宁、广西、甘肃、浙江、天津、哈尔滨、大连、山东、新疆、四川等等诸多省市电视台的专访，其中最多的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和我故乡温州电视台的采访。河北卫视先后就我的作品《追寻历史真相》、《“红色三部曲”》和《*改变中国》制作了三期访谈节目。我还曾接受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台湾凌峰的专访。
但是，也有一些电视台以为书房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环境，所以也就把灯光和摄像机搬进了我的书房。
书房原本是我安安静静读书、写书的地方，然而不时有媒体记者光临，于是书房也就热闹起来。特别是电视台摄制组的光临，亮起耀眼的灯光，书房也就不再平静。
一次次在书房里的电视访谈，把我的书房搬上了银屏。其中特别是几个关于我的书房的专题节目，形象地记录了我的不同时代的书房
最早在我家进行拍摄是1978年，那时候我还住在简陋的斗室之中。1978年1月14日，《文汇报》在第四版以大半版篇幅推出关于我的报道，引起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的注意，率摄制组前来拍摄了半小时的专题片。
媒体频频光临（2）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录像机。我是在隔壁邻居家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了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这是关于我的陋室的珍贵记录，可惜由于没有录像，已经无从寻觅。富敏后来由于导演了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成为全国十佳女导演之一。
1987年，上海高教录像出版社的摄制组在我家拍摄了《叶永烈与大学生谈创作与学习》。当时，已经迁进“新工房”的我，还只有“阳台书斋”。那里太小，他们在我的一个大一点的卧室里拍摄。好在这个一小时的节目是作为录像读物公开发行的，我保存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
当我在“新工房”里增配了一套房子，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书房，1996年5月6日 上海电视台“文化长廊”播出的《叶永烈与他的“沉思斋”》，是那个书房的完整记录。
在我迁居之后，有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书房。2003年4月16日上海卫视的“人在上海”节目，播出《畅销书作家叶永烈》专题片，节目主持人为劳春燕主持，这个专访是在我的新书房里进行，详细介绍了我的新书房。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播出的《作家自述·叶永烈》，也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人——叶永烈》，也详尽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在书房里拍摄的访谈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一次是1995年，我还住在“新工房”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光临。
记得，首先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胡维捷。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开辟“东方之子”栏目不久。胡维捷带着摄制组，从北京来到上海，到我家采访。那天，还来了一个节目主持人，名叫胡健。她不是那种青春型的女主持人，已经年近中年。她本来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除了写各种报道之外，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所以她还是一位女作家。
胡健的采访，就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她似乎事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她事先只跟我随便聊天，并没有谈及采访的本题。当灯光亮起来了之后，她就接二连三向我发问，我随口而答。就这样一问一答，就完成了采访录像。此后，他们在我家拍了一些背景和资料镜头，就结束了。
1995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东方之子”中播出了关于我的专访。由于第一套节目（如今的一频道）的收视率很高，各地朋友从屏幕上看到了我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