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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经过自己的构思、创作，终于成为作品，终于发表。尽管只是一首小诗，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幼稚。《浙南日报》编辑在刊发小诗时，注明“十一岁小学生”，这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创作；二是请读者不要苛求，这毕竟是一个孩子写的诗啊！
由于我的小诗的发表，在学校里成了“新闻人物”。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写作，于是，少先队办壁报、黑板报、油印小报之类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我居然“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一下子升为大队宣传委员，佩上“三道杠”臂章。
就在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后不久，我居然收到了《浙南日报》的约稿信。那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又一封印着《浙南日报》红字的信，寄到了我手中。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前次给你的稿费收到了没有？“六一”儿童节到了，请你写写自己的感想寄给我们，好不好。
致
礼
《浙南日报》副刊组
稿子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收
我应约写了《纪念“六一”》一文，于1951年6月1日发表于《浙南日报》。这是我的第二篇见诸报纸的文章，全文如下：
纪念“六一”
市立九小 叶永烈
六一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它呢？ 我说：
一，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二，参加*、宣传工作，订出爱国公约，响应政府号召。
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快乐的日子谁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
这篇短文如今看来同样非常幼稚，口号式，可毕竟是一个十一岁孩子当时的心声。
虽然我知道，在离我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有一位热忱的编辑老师在关心着我，扶植我。可是，我却不敢上那里去。
我曾这么说：“我不敢去见见那位编辑老师。我，一个在少先队小队会议上发言都会脸红的孩子，怎敢跨进报社的大门？何况我又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姓什么，万一传达室问我找谁，我怎么答得出来？”
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在信末盖上个公章。我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我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后来，我不论考上北京大学，还是由北京到上海工作，一直带着这些“珍品”，直至在“*”中被抄家抄走。
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如果没有发表那篇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大树都是由幼苗成长起来的，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养。’这段话正是反映了我对《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深切感谢之情。……”
杨奔先生在收到我来信后，心潮起伏，当晚填词《小重山令》：
“上纸书来四座惊，忽疑身是梦，忆三生。起看落月半笼明，春寒重，辛叶暗藏莺。
少日若峥嵘，挥毫倾肝胆，照人清。滋兰九畹望敷荣，萧艾甚，独秀有灵茎。”
词中有喜悦，亦有慨叹。大意是：接到叶永烈的来信，喜出望外，四座皆惊。忽然感到仿佛置身梦境，从过去想到现在、未来。祖国迎来黎明，可惜一度春寒料峭。办报纸中包含培育人才。我年青时苦于做点不平凡的事，写作和改稿中反映了自己的内心，照亮别人。盼大地芬芳的花朵开花结果，可惜多蒿草，然而杰出人才一枝独秀。
不久，我收到了杨奔先生的来信。笔迹是那么熟悉，与30年前给我的信上的字一模一样。
出人意料的是，他对30年前的往事，看得很平淡。他自称不过是个“文学理发匠”罢了，对于发表我的小诗，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已！
杨奔先生感慨万千，在信中说起了往事：
“编副刊时，原想在温州能发掘些写作人材，培养出一支文艺新军，可是事与愿违，来稿寥寥，使我感到十分寂寞。收到你的诗稿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同时又因为自己也在你这年龄时有两篇文章被上海某书局收入范文集子，结果不但没有收到原书和稿费，而且连一封信也没有。这很伤了我的心。所以在自己干这工作时，就发愿不使自己愧疚，不使作者生气。对来稿只要略有可取之处，都立即给作者写了回信，让我安心并得到鼓舞。……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
巧真巧，原来杨奔先生也是在十一岁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那位编辑不负责任的作风，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种切身的痛楚，又从反面成了他对我的关心的动力。
杨奔先生在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提醒我：
“高尔基的《*。契诃夫》中记有契诃夫对当时艺苑的感叹：许多人略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而告终。鲁迅也说过：人没有被骂杀的，只有被捧杀的。你千万要警惕人家一片喝采声，它很易成为昏眩的毒药。”
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长子一起回到故乡温州，我们渡过三条江，赶到苍南县龙港镇。我终于见到了杨奔老师。老编辑和当年的小作者见面，喜悦异常。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