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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处理得干净利落
战争结束时，我们铁道独立大队驻扎在已经无所谓社会秩序的釜山。在那里，打了败仗的日本人意气消沉，朝鲜人却显得意气飞扬，觉得解放了。摆小摊儿的到处都是，市面颇为热闹。那些据说是“获释的###”驾着汽车横冲直闯，号召独立与解放，骚乱的气氛一日甚似一日。 各种各样的谣传漫天飞，诸如“朝鲜人的独立集议上日本军人大打出手”——这类事看起来难以置信，但也没准真的发生过。因为日本军队还没有被缴械，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发展为大混乱，把所有的朝鲜人和当地的日本居民都搅进去，这实在令人不安。 就在这时，美国军用飞机向这个城市撒下了一大批传单。里边以日文书写的部分是这样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平民（包括军队）应保持镇定，避免不必要的骚乱。凡参加破坏活动者，无论他是什么人，一俟美军占领该市，必受严肃追究并严惩不怠。”传单立刻收效，城市恢复了平静。到9月底，美军入城，在其主持下，日本军队顺利撤出。 美国军队每一个军人都做到纪律严明，没有胜利者的骄横。情报准确，应对机敏，将最恶劣的事态防患于未然。 早川福太郎 65岁 自有企业 千叶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快乐号”飞机飞到最后
投降之后几天，新加坡第三航空兵司令部飞行班接到命令，由机长及下属五人驾驶我们的97型重型轰炸机，飞到坐落于西贡的南方总军司令部。从西贡，我们又飞往各地建立联系。到处乱做一片，无线电不能使用，气象报告也没有。在曼谷，我们好不容易讨到一些油。盟军已有命令，所有的飞行都取消。但我们还是决定冒着被击落的危险继续飞行。曼谷城里挤满了从缅甸过来的士兵；一个个狼狈不堪。几天之后我们在西贡降落，被编入总军飞行班，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回第三航空兵了。 不久，英国空军占领了西贡，我方武器被收缴。因为我们心爱的97型重型轰炸机还能飞，收缴之后编进特别空中飞行队。它被喷成绿色，机身上原来涂着太阳徽的地方，改成一个白十字。方向舵处的部队番号则给抹去了。这架飞机被英国人用来当运输机使用，主要从金边将蔬菜、水果、鸡蛋和别的军需品运送到西贡。我推测英国人的运力补充已经发挥到极限了。 一名年轻的英国少尉在这架飞机的鼻子上用铅笔写下HAPPY五个字母，让我们喷成白色。此后，“快乐”就成了这架飞机的名字。在这个特别空中飞行队里，还有别的前日本军用飞机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我们之间互不联络，也不清楚飞行队的组织结构。 就在不远的地方，法国部队和越南独立军正在交战。流弹不时扫过来。我的装备员是个英国兵，每天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后来日本军队被拘押到一个战俘营里，等待遣返船。但“快乐”躲过一场风暴，依旧在南方的天空翱翔。我不记得快乐又飞了几个月，但它一定是那段时间里飞到最后的日本飞机。 植木弥七 69岁 退休消防司令长 松本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落入八路军之手
昭和20年8月26日那个下雨的夜晚，我在张家口撤退战役里，腿受了伤并且掉了队，躺在一个柴房中挨过了一夜。天亮了，柴房旁边那家农家的老人很爽快同意我用我的饭盒在他的灶上做饭。刚吃了一口，一个穿便衣的人突然从后边把我的胳膊拧住。房子外边，有大约十多个端着枪的八路军士兵。我知道这回算是完了，大喊道：“我没爹没妈，你们把我也杀了吧！”或许我这两句中文他们还能懂，他们收起了枪，把我捆到附近一个棚子里。 第二天，他们把我放在马背上，再一次登上八达岭（两天前我刚一步步蹭着下来），带到他们的司令部。没有中午饭，看押我的士兵在路边给我买了两个用米面做的娃娃形的糕饼。最后，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了他们的司令部。跟押送我的士兵一道吃了一顿小米饭后，我给关到旁边的一间民房里。终于来了一个年轻的朝鲜译员，他一天给我送两顿饭还把我背到卫生兵那里治疗腿伤。三天以后，连我在内，这里已经有了4名俘虏。31号那天，八路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说第二天就把我们送还给日本军队。这天晚上他们烧了好些好吃的菜给我们送行。 自由了！我们是9月1号离开那里的，只不过走错了方向，是按着丝绸之路的方向向西走的。一名八路军士兵骑马赶来，拿枪口对着我们，又把我们带了回去。这回，他们让我们全都骑马，下了八达岭，夜里到达平原地区。我们一直在兜来兜去，穿过恢复了和平、生气盎然的村庄，10号到达一个地方。从这里已经看得见日军驻扎的南口镇了。送我们的八路军士兵到这里就回去了。一个操流利日语的人来接我们，对我们说：“我是华北运输部的司机，过会儿就带你们回去。”真是绝处逢生。 归队经宪兵审查后，饭端了上来。我拿起雪白的饭团和福田腌菜，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太田胜 71岁 退休 四日市市
包着氰化钾的纸袋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刚满十岁。我一直住在满洲新京（现在的名称是长春），但在父亲被征兵之后，我被疏散到朝鲜北部的一座小镇定州。我们住在小镇郊外的日本学校的教室。我们到这里的第三天就是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所有妇女孩子集中到一间屋子，听团长讲话：“玉音已经播出，战争结束了，我们无条件投降。我希望你们表现得像日本淑女，不要使自己蒙羞。今晚，朝鲜人有可能骚乱。” 太阳落山了，电灯一盏盏亮起来。母亲、妹妹和我换上干净内衣和裤子，跪坐在一张铺在地板上的毯子上。母亲把一个白纸包按在我的手心里——那是我们团长分给每个人的。“危急关头，就把它吞下去。”母亲说。 旁边一位曾当过护士的太太忙碌着。她取出几个针筒，安上针头，咝地挤出一点药水……婴儿连哭都没哭一声，安安静静地和父母一起去了。这药水是氰化钾呀！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知道一包下去命就没了。我想活，不愿就这么死掉，不甘心死在这样的地方。我要跑！我的全身都在喊叫：逃出去！逃出去！四十年了，那种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依旧无法从心头抹去。 后来，那位日本小学的校长说他愿意为我们所有的人负责，被几名前来攻击学校的青年带走了，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不惜牺牲自己救下了我们的老校长，身穿和服便装的身姿和那飘然的风度，全都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当我已经成年，面对困难而抱怨不已的时候，母亲总这样说：“努力干吧，再难也没难到要你立刻去死。”是啊，比起“八·一五”那个晚上，如今碰上的难处真是不值一提。我一下子心平气和了。 宫本和代 51岁 行政书记 四日市市
逃出通化
我们全家五口乘坐难民火车离开了通化：在南满铁路当医生的丈夫，正念三年级的大儿子，正发着高烧的4岁的二儿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 那通知——“三十分钟之内在通化车站集合”——是突然下达的。虽说为了应付危机，我早把东西收拾好了，心理上也早有准备，可事到临头，依然心烦意乱。我急急忙忙地给孩子穿上一层又一层衣服，虽然是八月，还是罩上了冬天的衣服。所有的尿布和奶粉，只要能装上，都带上走。小儿子卷在棉被里，背在背上。顾不上还坐在陶制的煤炉上的炖锅，我们朝车站跑去，赶在发车前的一刻上去了。 在车厢里，我看见日本乘警把中国列车员一枪打死，往外一扔了事。车窗全部关上，也不许开灯。八月的天气热得无法形容，何况我们穿着冬天衣服闷在车厢里。孩子死了，就往窗外一扔，一个接一个。每到车站，旅客的行李就要遭一次劫，我们的行李就这么越抢越少。我把一些纸币放到娃娃的尿布外层，因为尿湿了没的换，钱上印的字都模糊了，变成废纸一团。 在四平，我们得到允许在南满铁路单身员工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妇女和孩子不许出去。因为没法洗尿布，我只能把脏尿布晾干了再用，硬邦邦臭哄哄的也顾不得了。 几个月后到达奉天的时候，我们已是两手空空。住在空荡荡的南满铁路员工宿舍里，这儿被叫作“难民一号”。正是严冬，没有取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