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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筹莫展，愤然提出辞职，被总统冯国璋执意挽留，只得勉力维持残局。
11月初，国会名单选拔结果，进步党人不过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段祺瑞的御用党安福系 却占了三分之二。国会大权又旁落段祺瑞之手。梁启超再次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原先指点河山的霸气，在北洋军阀面前一吹而散，已无法再在政治漩涡中呆下去了。
11月15日，段祺瑞因在四川、湖南用兵失败，呈请辞职，“全体内阁成员也随之递上辞呈”，冯国璋竭力挽留。但梁启超去意已决，于188日单独再上辞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 终获批准。
梁启超再入政坛，除了对德宣战问题取得胜利外，只实现了银行不依赖政府的改革，其他一无所成，所有政治愿望化为一堆泡沫。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只有强权政治才能支配中国！已实无余力足以负荷，悲愤地宣布要告别政坛。
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1917年，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国会的竞选中再次落败，受到段祺瑞的安福系排挤，只好结 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认为“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股非我辈之国， 他人之国也。” 然而梁启超并未与政治绝缘，五四运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都与他有或多或 少的联系，特别是五四运动，就是他直接引发的。
1917年，梁启超摆脱重重压力，采取对段祺瑞的妥协，经过护法运动等等才最终获得了对德宣战的宣言。可是由于段祺瑞政府只顾着借宣战来获得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借机扩充军备，对国际事务一无所为，“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消磨以尽。”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政坛，对政府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但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处理各国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将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以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访巴黎，希望借这个机会为中国争的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看透了北洋军阀的真正面目，对政府的外交并不信任，决心要亲自到欧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国大业。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经过总统的批准下，在总统府成立了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事务，林长民任理事长。
为了酬劳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的功绩，北京政府决定给他一个“欧洲考察团”的名义，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会外活动。当他讲到出游原因时，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启超会晤大总统和政府官员，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在报界呼吁积极宣传，希望在和会上“不使中国成为日后战争之媒”，获得“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国内思想界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化私为公”完全代表中国行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与张君励、蒋方震、刘崇杰、杨鼎甫四人从上海乘日轮“横滨号”启程，前往欧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数人，皆各方面专家。途中，梁启超等遍观沿途风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每日与启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觉飘飘有出尘想”，习法文，著作论，遍游各国，大开眼界。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当天，在北京大学，“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长民等为理事，积极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18日，梁启超等到达巴黎，这时，日本扬言山东问题已由中日两国政府杰洽谈妥，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梁启超听到后，痛心不已，迅速出面辟谣，并将自己在途中所作《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要求，表达中国人民和平会议的愿望。随后，梁启超在万国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面对各国记者，表明中国立场，将中国要求统一的心声传遍世界各地：“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得到了在座各国记者的热烈掌声。同时，梁启超积极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所谓的“和平会议”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次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梁启超的活动对会议丝毫无补。美、英、法、意、日五列强在会议上激烈争吵，严密封锁消息，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而中国代表团对梁启超等深闭固拒，敷衍应付，梁启超等处境颇为尴尬，身在巴黎，却得不到会议内部消息。这时，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的合法继承者，传进梁启超等的耳朵，令他们异常愤怒，立即打电报告知外交委员会林长民等，“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实。不然千载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 ，实堪惋惜。”林长民等得知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长张骞代表协会致书梁启超，委托他作为该会代表向与会代表承递请愿书，“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予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日本在会议上不断向英法美等国施加压力，声称若山东问题不解决，将在必要时退出会议，不签订对德合约。几经辩论，英、法、美三国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梁启超的努力也毁于一旦。4月24日，梁启超提前得到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国内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到电报后，随即通过外交协会名义决定不签字，并经总统徐世昌同意，急电巴黎中国代表陆征祥，若许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
4月30日，议定证实后，梁启超立即电告国内。消息于5月1日在《大陆报》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爱国激情异常高涨。5月2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警告国人》新闻稿在《晨报》上发表，高呼“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青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推动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壁报上贴出了十三所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酝酿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五四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开来。
在###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活动，掀起五四运动热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愤。在巴黎梁启超将消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学生，举行抗议。6月28日，合约签订的当天，留学生和当地的中国工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要求陆征祥拒绝签字。陆征祥等人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合约。这也标志了五四运动开始的群众运动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阴谋终于破产。
3月23日，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在《申报》上发表，“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上，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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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论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舆论界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