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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当时的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棻，钦佩梁启超的品貌和才华，于是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悼启》中这样记述：“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和焉。” 中举对于梁家已是惊喜，而与高官联姻可谓之双喜临门，喜出望外。师生之间，申以婚姻，一时传为佳话，梁启超也声名大噪。
中举以后，梁启超继续在学海堂学习，准备参加会试，以求金榜题名。此时梁启超仍然走在一条传统士大夫的道路上，他还没意识到将有另一条更伟大的道路等待自己去开拓。1890年春，梁启超上京应试，但未能考取进士。这一年是梁启超一生中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一年。北京一行，他看到了故乡以外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而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氛围更是震撼到了他的心房。
从北京回到南方，途径上海，美丽的景色没能遮掩住他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各种西书。他如醉如痴的翻阅这些新鲜的书籍，开始了对新学的认识。因囊中羞涩，启超仅仅买了一本《瀛环志略》，但这却成为他了解西方，拯救中国的钥匙。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16岁中举，而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自然是意气风发，洋洋得意。1890年8月，启超与陈千秋一起拜访“怪人”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梁启超后来这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如见，自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古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即陈千秋）联床，竟不能寐。
此时，中国正处于徘徊时期，洋务运动从高潮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善于思考的封建士大夫揭露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反思、评判，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是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他们学识有余，创新不足，并不能很好的把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机的糅合起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由康有为率先挑了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以平民身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即《上清帝第一书》，警告清政府如不变法，国将不国，清廷危在旦夕。由于清腐朽官吏的阻挠，上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1889年，康有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衙书屋开堂授课。传播西方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0年，启超退出学海堂，正式请业南海之门，开始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1891年，书屋迁至长兴学舍，康有为着《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两年后，迁入万木草堂。这里古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天堂。
万木草堂学生皆不满二十，天真烂漫，志气高昂，互相关爱，康有为待他们亲如自己孩子，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教学认真，让学生们日有所得。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上课情景：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
万木草堂中有藏书，那是康有为从其家中雨万巷藏书楼中搬出的，另外还有乐器库，给大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时，康有为甚至抚琴于草堂与大家一起谈论乐赋。当然最令年轻人接受的教学地点应该在大自然中，一边品味自然的芬芳，一边听先生授课，寓学于乐之中。这时启超和同窗才完全释放了原有的矜持，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论难锋起，声震林木，连臂高歌，栖鸦惊飞，启超等在山林中飞奔，嬉笑声洋溢在清新活泼的空气当中。
当然，万木草堂更加注重学习，而且教学有别于封建私塾教学。它的教学目的就是求新知和救国救民，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梁启超指出学堂教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万木草堂。教学内容上注重古今、中外的对比与结合，新颖活泼。中学上传授今文经学、中国史地；西学有哲学、数学、万国史学、政治学。教学形式多彩多样，师生同堂，共商国是，寻求新知。康有为鼓励学生自学，自备札记簿记录读书心得，坚持教学与实践结合，学生们得到了实战经验，甚至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也有学生们分别完成。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是指西汉末新莽之学，“伪经”是指《周礼》、《诗》、《左传》、《逸礼》等古文经。该书明确指出，西汉经学，并不存在，所谓古文经者，都是王莽为纂汉命人伪造的。梁启超评价此书的影响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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