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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从黑暗的中世纪开始，即公元五世纪年到公元十五世纪的这段时间里，西欧音乐主要流派所在地的北欧，就已经流传有魔鬼的音乐的传说。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宗教迫害的严酷局面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一传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的印证了。中世纪的神父们显然有许多娱乐手段，其中最为有名的一种，就是把魔鬼附身的可怜人用所谓不流血的仁慈方式消灭掉——烧死。以同样方式被处理掉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巫、吸血鬼、狼人、异教徒。如今人们在翻阅中世纪的历史书时，还能闻到纸张上那驱之不去的烟熏恶臭味。熊熊的篝火在整个欧洲大陆燃烧了近千年，无数人的肢体在火焰里翻滚扭曲，灵魂在大地上哭泣诅咒。任何宗教信仰所形容的地狱场景都从来没有这样栩栩如生过。”
他接着说了下去。
“似乎扯得有些远了，让我们回到音乐的话题上。有关恶魔的神秘乐曲记载，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就陆续多了起来，几乎涵盖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地方。不断有音乐家声称，自己受到魔鬼的启发，写出了或弹奏出了无比美妙的音乐。例如塔蒂尼就说自己的一首小提琴曲是由魔鬼协助完成的，就是那首演奏技巧要求颇高的《魔鬼的颤音》。也有谣传说帕格尼尼与魔鬼定下契约从而获得天才的小提琴演奏技巧。这一方面，您的职业既然与古典乐直接相关，对于西方音乐界流传的那些奇闻异事，应该也知道不少。”
“不是太多。”我说。
“除帕格尼尼外，李斯特，亨德尔也被人用魔鬼般的技巧形容过，这只是一种比喻方式。为什么人们喜欢用魔鬼来形容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呢？这谁也不知道。莫扎特临死前所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据说也是应魔鬼的要求所作。但是所有与这些魔鬼有关的音乐的传闻，都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传闻不是事实。所谓事实，必须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经历。”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现在已经有一件事实发生了。我们都知道钢琴家已经死了，以那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死了。”
“也许那只是事故，或是意外。”我说，“我没觉得钢琴家的死与恶魔音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为我还没有说到。”侦探老人平静地说，“我接着要和您谈的，正是有关钢琴家的死、恶魔的音乐、还有手背上的北欧文烙印这三者间的关系。”
他停下来呼了口气，把两只手放在毛毯覆盖的大腿上。
“先生，我今年七十四岁，可是在五十九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以及他的死去了。”
五十九年前。我心算了一下，那就是一九四三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留给我一盘磁带的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与我同样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二战时当然还不存在。可维多克二世却说自己那时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的死去。我无法回应他的话，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单人沙发里。
乔·佩特森端着煮好的咖啡回到了客厅。他给我和老人各倒了一杯气味浓郁的炭烧咖啡。我们默默喝了会咖啡。
喝过咖啡，维多克二世讲起了他在五十九年前遭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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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巴黎 第二节 烙印 三
三
“一九四三年，我十五岁，住在巴黎中央菜场的贫民窟里。那时希特勒正与斯大林拼得焦头烂额。艾菲尔铁塔上飘着铁十字旗，巴黎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德国佬、德国狼犬和他们的摩托车。就像罗谢·瓦扬（注：法国抵抗运动文学作家。其作品《荒唐的游戏》曾获法国联合文学奖）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每个在巴黎的法国人都参加了，或者声称自己参加了秘密活动。对我这个年龄的法国男孩来说，对付德国佬的方式就是偷他们的东西，食品，衣服，医药，武器，无所不偷，偷回来要么自己用要么卖给黑市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是给抵抗组织跑腿的。我的抵抗活动也是如此。那一年的春天特别寒冷，从三月中旬开始巴黎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下雪，整个城区都被白色的薄雪覆盖，街道上都是德国兵留下的军靴印。就是在二十日这天。我遇到了那名德国军官。
“我在夏特莱剧院附近的一个公寓楼里给德国人当小工，因此学会一点点德语。偷窃德国人的公寓正是我的特长，而且我从来没失手过。三月二十日这天，巴黎也在下雪，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午后雪终于停了。我看准了住在公寓底楼的一个德国人的寓所，等女佣出门从后院翻墙进去，拿了些零钱，一条金项链。又去厨房拿了一块面包和两条香肠。一次拿太多东西很容易被察觉，一般我总是尽量少拿些，粗心一些的人家很可能会完全没有意识到曾经有人进来过。
“可是这次我多拿了两样东西。一件是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雕有纳粹标志的长匕首，另一件是从留声机上取下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唱片。匕首做工精良，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乐曲。这两件东西我都很想要，所以非拿不可。我把香肠面包和唱片包起来裹在外套里，匕首太长，口袋里放不下，就贴着内衣别在了裤腰带里，仍旧从后院翻墙离开。
“外套里有这么多东西，走起路来当然显得很奇怪。我尽量穿小巷回家，但是走到制革厂街时，我怀揣东西的怪模样终于引起了一个德国巡逻兵的注意。这名德国兵大概十八、十九岁，脸上有许多青春痘。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跑，他已经迎面挡住我，用德语叫我抬起双手，我只能照办了。外套包裹着香肠面包和莫扎特唱片都滑落出来。他脸上微微带着冷笑，用枪指着我，叫我脱掉外套，想知道我还藏着什么东西。钱和项链也被掏了出来，最后那柄带铁十字标志的匕首也被发现了。
“看见匕首，德国兵脸色变了。大概他觉得不管是食品还是唱片，都只是普通物品，但是这把匕首显然已属于武器，而且是德国人的武器。一旦是武器，就与战争直接相关，我的行为因此也就不属于简单的偷窃了。他用枪管捅我喉咙和耳朵，用枪托敲我肩和胸口，用军靴踢我的腿，问我匕首是怎么来的。我装作听不懂德语，没有开口。我把这看成了一场战争，一旦我开口回答，输了的人就是我。如果他使用暴力而没有得到答案，那么，输的人就是他。德国兵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动作野蛮起来，直接用枪托砸我的头。我被打得东倒西歪，右脸和额头都被打破了，眼睛肿了起来，鼻子不停地往地上滴血，但我一直保持沉默。德国兵愤怒起来，步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他有了打死我的念头。我害怕了。
“但他没有开枪，只是叫我拾起掉在地上的一堆东西。他自己拿了匕首，押着我往德军保安部的方向走去。我一声不吭地抱着食品和唱片往前走。
“走到夏特莱广场的喷水池边，我看到路边停着辆德国军车，车旁站着一名正在吸烟的纳粹军官。他靠着军车，若有所思地看着剧院大门的方向，不时吐出一个烟圈，又用夹烟的右手将烟圈驱散。军官手上戴着皮手套，左臂弯处夹着百科辞典大小的黑色匣子。他穿的并不是正规的德军陆军军服，军服上臂处有一块菱形标志，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是党卫军最高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三九年指示组建的一支专门执行屠杀犹太人任务的队伍。行动队直接听命于党卫军副头目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指挥。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警察和盖世太保构成，共有三千多人，身穿特殊军服，手臂上佩有保安处的菱形标志，共分为A、B、C、D四个支队。行动队主要在东欧南欧以及苏联境内活动。仅苏联一处，他们就消灭了约九十万的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五月海德里希于捷克被刺身亡。为了纪念海德里希，党卫队把随后的灭犹行动称为‘莱因哈特行动’。我看见的德国军官，穿的就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德国兵同军官行了纳粹军礼。军官问发生了什么事。德国兵就告诉军官我偷窃了德国人的东西。他称军官为上尉。上尉大约三十来岁，金发碧眼，长相无可挑剔，身材也高大修长。用纳粹的话说，一个纯种雅利安人标本。他长得和乔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