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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评议”，这种方式来自*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两种收税方式，今天看起来只是具体方法之争，而顾准以一个了解上海并懂得经济的年轻专家，颇有些恃才傲物，多次对上级的指示不以为然，最终为个人仕途上的根本转折种下了恶果。
应该说，在上海，“*评议”的收税方式一直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即使是在顾准离任以后。但是上海税收对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人人都承认的。《顾准全传》中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而按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6）
离别上海
顾准说，他当时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间被“夹扁头”。这个对资政策，在1948年时，曾被刘少奇阐述过。当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这个说法。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讲了著名的“剥削有功”理论，因为*当时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在中国工商业中占了主体。在上海，在顾准当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缴税对象，基本全是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到了1952年，形势开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7）
姐姐妹妹站起来
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从事*，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