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位。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城市工人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关上了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大门。而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革命者则有能力约束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哪怕是属于权宜之计的外国资本家的暂时合作。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人释放的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一份日期标明为1948年12月31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未来的城市经济管理者确实需要一个让外国人把持的经济在现存状况下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使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复杂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此前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一些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很多小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根据英、美、法等国在水、电、煤气、交通等行业的特殊地位，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问题较多或与城市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是公用事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美商电力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派驻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实行监督；一般企业则由公用局派驻业务联络员。对于其它行业，包括在国际经济正常往来上尚有作用的外资银行、进出口企业、轮船公司以及外侨赖以生活的小工商业，则允许继续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也允许外商继续投资。
但双方的相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蜜月”。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中国经济向内转的趋势，原有的私营工商业伙伴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凡此种种都必然极大缩小了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不少企业家就已观察到了他们享受了多年特别条约特权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加紧控制经济，包括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是和要求建立与前帝国主义列强新型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抗日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赔偿的任何责任。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外国企业的那些困难，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较早前那种较自信处理方式的延续。然而，除了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对美国和英国资产的报复性征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体上规避了直接征用外国资产，而是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监押”的手段，让外资企业努力适应新的非垄断经营局面，直至后者发觉这样的竞争态势无法忍受，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资产和企业为止。
旧上海 新上海（25）
当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命运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全盛时期，该公司曾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亿乘客。解放后，该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950年，法国人面临更令他们感到惊恐的局面——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生产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
此外，公司还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工资由中央确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服务价格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人看来，无法凭这样的价格抵销成本；公司利润存入人民币账户等等。
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向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金，月息率达12％。这样一来，公司的进款只能存入人民银行，并只能用于当局同意的正当目的。
种种情势的发展，令该公司决定效仿同行英国上海电车公司，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并主动要求中国人接收其商业责任。
于1953年11月2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意味着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监押期基本结束，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沉浮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水大博担任一家洋行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兜得转”的他参与筹建并当选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而被“停止工作”。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旧保甲
水大博的家所在的一片地方，包括鼎宁、瑞新两条里弄及靠桃源路的一段街面。这是解放初期的上海，最普通不过的一个里弄。47栋普通楼房里，住了254户、957位居民。楼房大多有40多年历史，“弄内路面破败不堪”。居民里有职工234人，摊贩46人，工商业者32人，独立劳动者7人，失业无业90人，其他是家庭妇女、学生和儿童。职工与摊贩中，大约十分之二为文盲，十分之七上过私塾及小学，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只占十分之一，一半家庭妇女中是文盲。
这里的居民多为普通劳动者，各种身份居民所占比例，与一般里弄也大致相似。水大博当时担任某洋行高级职员，早年还户政管理部门做过英语翻译。
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华洋杂处、各业汇聚的移民社区，如何将国家权力深入里弄，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一直是执政者头疼的问题。
1927年，国民政府拟将华界里弄划为邻、闾、坊三级组织，隶属区公所之下，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意图建立基层自治组织，但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建成。日本占领上海后，伪政府将身份证、户籍制度和大米定量配给制度和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由户而甲、由甲而保、由保到区的控制形式。1945年，国民党重新回到上海，重举“自治”，继续推行保甲制，保甲的主要任务为管理户口、抽壮丁、摊派捐款和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26）
根据后来居委会的统计，水大博居住的那片地方，“历史上的统治人物有保甲人员12人，当过路警义警伪军和包打听的有7人，以及伪国民党员13人，三青团2人，特务与大小流氓20余人。”一个叫韦老太的职工家属说，“那时到处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人，路不敢走，话不敢说，他们养娼、贩毒、放高利贷，到处横行不法。”而同一时期的嵩山区宁福里调查，居民却说，伪保甲长“就是替反动派收钱，坏也不顶坏。”
新政权对保甲的态度清晰而坚决。1949 年5月20 日，刚刚进城的新市长陈毅签发《上海军管会关于接管工作的通知》，“对反动的旧保甲制，在接管初期由于主观力量不足，接管任务多，暂时采取不承认也不宣布取消的态度。……对于罪恶昭著，人民要求坚决惩处的保甲反动分子，应加处分。一般可利用者应按中央指示，在群众监视下给予一定任务，以后在群众发动时才取消保甲。”
所谓“给予一定任务”，主要指保甲人员协助城市接管工作，当时，新政权在里弄中没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为此，“充分发动群众”，取消保甲，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