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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同意了。
九 磨难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初春，我们全家乘坐南昌到上海的列车软卧包厢离开南昌，先至上海，在国际饭店住一宿，又换乘上海到北京的列车向北奔驰一昼夜，到达我的祖籍——鲁西北的一座小城。
临行时，母亲到单位办理调动手续，可单位造反派头子却说，问题没有搞清楚，哪里也不能走。于是，母亲在单位拒绝出示一切证明的情况下无奈地离开了南昌，从此，母亲参加革命21年的光荣旅程便从档案上一笔勾消了。她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我父亲的干部履历表中：妻子，余耀华，职业，随军家属。
一夜之间，母亲的身份由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变成了随军家属。
这一身份的改变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母亲的胸前，使她整整10年喘不过气来。
二十几年前，风华正茂的母亲为了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彻底摆脱中国女人几千年来从属于人的宿命，毅然离家出走，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觅寻到了光明的前程。还是为了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她宁可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也不做全职高官太太，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别说是解放全人类，就连最初苦苦追求个人解放的梦想也破灭了，与命运拚搏半生，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依靠男人生存的随军家属。历史同母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轨迹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
我记得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列车停靠在鲁西北的县城小站，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家人，刺骨的北风使从未到过北方的我第一次对南北方的差异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
放眼望去，面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神奇的。走惯了高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从未踏上过望不到边的一马平川；看惯了茂密葱葱的绿海森林，从未见过沙尘四起的黄土苍莽；听惯了袅袅纤巧江南女子的绵绵细语，从未闻过丰乳肥臀北方婆娘的爽朗笑声；吃惯了荔枝香蕉大米饭，从未尝过红枣酸杏窝窝头。这就是生养了我父亲的地方？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那时年幼无知的我很快就被面前这全新未知的环境而刺激、而吸引、而兴奋不已。
但是我的这种莫名的兴奋很快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到了九宵云外。
接收父亲的单位是县武装部。那时候全国各地的的武装部都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代管分散安插的军队离休干部。由于中央一号命令下得急，又加上正是冬季，县武装部为我家新盘的土炕还没有干透，只好不停地用柴火猛烧了两天。炕是烘干了，可没想到土炕和炉灶之间悄悄烧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上面铺着厚厚棉被竟然没有看出来。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感到又新奇又舒适，经过几天旅途的颠波，我们全家都已十分疲惫，很快便进入梦乡。半夜时分，我被一股怪味呛醒，睁眼看时，只见屋内浓烟滚滚，炕上的棉被燃起的火苗足有一尺多高，父亲和母亲正在手忙脚乱地端水灭火。直到天亮，全家人再也没有合眼。
北方的土炕首先给了母亲一个下马威。
接下来的岁月里，母亲开始一点点领教到了北方老家的苦处。
母亲从未在北方生活过，因此对北方的严寒气候极不适应。在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大雪，从未见过棉花，从未穿过棉衣棉裤。回到北方老家之后，几乎每年冬天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一进腊月便会大病一场，躺在炕上几个月起不来，每天还要请医生到家来输葡萄糖。到了夏季，依旧是浑身冷的出奇，三伏天还要穿棉衣。语言不通直接影响交流，母亲讲普通话，北方人听不懂，当地人讲山东话母亲更是不知所云。吃得也不习惯。南方人一日三餐都是大米，北方人常吃的馍头窝头根本咽不下去。后来县粮食局破例为母亲在粮本上每月加了五斤大米，算是特殊照顾。初来时水土也不服，母亲额头上莫名其妙长了一个铜钱大的黑包，疼痛难忍，访遍名医，既找不出病因，更无人能够治愈，后来有一个老中医说，此乃水土水不服所致，没有特效疗法，什么时候适应了当地水土，就会自然消失。从此，母亲便不再理它，十多年后，果然慢慢不治而愈，只是让母亲无端忍受了多年的皮肉之苦。
个人身体不适倒也可以忍耐，最使人瞠目的是父亲农村老家数不清地亲戚蝗虫般的轮番进攻。
我们刚回到老家，便遇上我二大爷查出鼻窦癌，而且一经查出已到晚期。如果我们家还在南方，听到这个消息，顶多寄来几百元钱，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来说，200元钱无疑已经是一个大的惊人的天文数字。可我们家恰巧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而得病的二大爷又恰巧是与父亲一奶同胞的亲骨肉，这就不是几百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望着父亲心急如焚的样子，母亲二话没说，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5000元钱，让父亲赶快带我二大爷到济南去治病。钱很快就打了水漂，我二大爷二个月后去世了。
其实父亲和母亲都清楚得很，二大爷的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母亲说：“但我不能让你父亲留下遗憾。”
说起来父亲和母亲在部队时一直是全军屈指可数的富户之一。虽然有不少首长工资比父亲多，但他们的爱人大都是没有收入的家属。而父亲、母亲颇高的双工资足以超过了军长、政委的收入。父亲在部队时工资从不交给母亲，基本上是在战友中间实行共产主义，谁家有了困难，就给谁一点，那时物价低，我母亲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按月给爷爷寄钱，仍然可以略有结余。直到父亲离休后，工资才开始交给母亲保管，因此很快就有了一定积蓄。如果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见到了诸多穷亲戚，我们家完全应该是一个能够在物质生活方面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小康家庭。
我后来问母亲是否真的是拿出了所有积蓄给我二大爷治病，母亲说，就差提前支取你父亲的工资了。
我算服了母亲，一夜之间，我们家从殷实的有产阶级变成了贫穷的无产阶级。
但母亲的这一壮举很快为她在农村老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老乡们奔走相告，都说父亲带回来的南方媳妇不爱财，心眼好，瞧得起乡下人。
我们家开始象赶大集一样热闹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我几乎每天放学回来都能看到老家来的客人，少者三五个，多则十几个，最多的一次同时来过26个。我老家离县城有四五十里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候，这段路程已不算太近，但我的亲戚们从不怕远，也不怕累，他们充分发扬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或骑着自行车，或赶着小驴车，或步行，执着地每隔半月就兴高采烈、浩浩荡荡来一次，嘴里说是想父亲了，但我心里知道，那时候农村实在太穷，乡亲们实际上就是为了来饱吃一顿白面馍馍。
每次来了亲戚，父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这位是谁，那位是谁，有的亲戚转了七八个弯听着就象绕口令，根本记不住。如果看到我们兄弟几个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父亲就会立码板起面孔对我们进行阶级感情教育。
父亲这种强烈的恋乡情绪对我们兄弟四个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奇妙的传承效应。直到今天，在老家工作的二哥和四弟仍然和老家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是有求必应。
那天来了26位亲戚时，屋里根本坐不开，因为是夏天，干脆就都在院子里吃饭，不大的院子里蹲着几十个大男人，谁也不吱声，都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吃馒头喝稀饭，那场面颇为壮观，让我看很惊心动魄，而我父亲则站在他们中间，微笑着望着他们那不雅的吃相，心里乐滋滋的，就象望着他手下的士兵。
后来我父亲提及过这次众乡亲聚会，用了一句很专业的术语形容：“足有一个加强排。”
乡亲们来得多了，家里便明显发生“经济危机”。口粮本上的定量连半个月都吃不下来。于是每隔五天，我便要象个伙夫一样提着面口袋跟着父亲到集市上去买议价粮。几乎每个月都要增添二百多斤粮食才能糊口，仅此一项额外开支就足以慢慢把我家吃穷。
老家来的亲戚光吃也就罢了，时常还有困难需要帮助。每当听着来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他们的不幸，父亲就把求助的目光转向我母亲，这时候我母亲便会一声不吭地掏出或五元或十元钱交给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