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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姥爷就这样带着后人数不清的疑问，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回忆着姥爷短暂的生命历程，我真的是感慨万千。
人的一生有很多种活法，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或惊险刺激，或平淡无奇，总是有着规律可循。而象姥爷这样前半世轰轰烈烈，豪情万丈，后半生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有着如此巨大强烈反差的并不多见。
做为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我猜姥爷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姥爷与姥姥一样都是死于肺心病，去世时年仅43岁，可谓是英年早逝。
尽管姥爷是余良卿老字号公认的最不成器的一代掌门，然而，他死后享受到的荣誉却出人意料地至高无上、空前绝后。
与姥姥的后事相比，姥爷的丧事当年轰动了整个安庆城，至今80岁以上的安庆老人提及，仍然记犹尤新，津津乐道。
听舅舅讲，姥爷的灵柩总共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灵堂前都有雇来的乐队不停地吹奏着曲子，虽然与丧事哀情极不协调，但为了显示阔绰，也就顾不得哀戚了。逢七便请来一大帮和尚、道士超度亡灵，引得看热闹的孩子们到处乱跑，象是赶庙会一般。吊唁的亲朋好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省市军政要员也来了许多，算是给足了余家面子。数不清的花圈黑帐从灵棚里摆到大门外，又从大门外沿着南正街几乎排到南城门根，各式各样挽联上的溢美之词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反清志士”、“革命先驱”等褒奖字眼满天飞舞，似乎当年发生在安庆的武装起义不是徐锡麟而是我姥爷亲自指挥一般。
出大殡那天，整个南正街挤满了送葬的队伍。两个两丈高的鬼形引导开路，接着是32个人抬着的铭旌，然后是一长溜烧纸活，什么金山银山、金童玉女、汽车轮船无奇不有。七寸厚的黑漆楠木棺由48个壮汉吃力地抬着，紧跟着的是一群吹鼓手和念念有词的和尚，最后是乘坐孝眷的车队。我几个舅舅被人掺扶着，痛哭流涕，沿途数不清的路祭都要下跪叩谢，一路上几乎一步一磕头，膝盖和额头磨得血肉模糊。整个吊丧的队伍浩浩荡荡，首尾不见，鼓乐齐鸣，嚎声一片，纸钱飞舞，铭旌高耸，围观的人群比肩继踵，甚是壮观。
母亲那年只有5岁，是姊妹六个中最小的一位，她至今记得，当时姥爷的姨太太搂着她坐在一辆没带遮蓬的马车上，就听见路旁的老太婆抹着眼泪叹气道：“只是可怜了这个女娃，小小的年纪，便没了父亲。”
但是，母亲自己并没觉得可怜，也丝毫没有过分悲戚的感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母亲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即使是父亲在家时，也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从不和她玩耍。可以说，母亲和我姥爷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多少深厚的感情。我后来问母亲，姥爷出殡的那天究竟哭了没有？母亲很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发丧，女儿竟然没掉一滴眼泪，这种事情说出来令人不可思议，但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就一点也不稀罕了。
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极少见过母亲流泪。我在南昌上小学时，有一次，因为爬铁丝网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胳膊，年青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急得直哭，而我母亲没哭，当然我也咬着牙、忍着痛没掉一滴眼泪。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干年后，我父亲去世时，母亲居然也没流泪，反而在医院十分冷静地哄劝着那些围着她哭成泪人的护士们不要过于悲伤，好象去世的是护士们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丈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出走
母亲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
余家自清朝咸丰年间余性庭从桐城余家湾迁移到安庆城里的南正街就没有动过地方，经过上百年的滚动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是家业兴旺，财源滚滚，达到了创业以来的鼎盛时期，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宅院便是富甲一方的显著标志。我母亲那时虽然不到十岁的年纪，但至今仍然对那处阴森森的深宅大院记忆犹新。
母亲家的大院座落在南城门里的南正街西侧，自北向南沿街是一座二层灰色砖瓦结构的小楼和五间青砖黑瓦的平房。一层为排门装置，卸去门板，店堂就全部展开，二楼上住着工人和伙计。通过店堂的侧门，是两个并排的大客厅和一个小客厅，再向里走，由东向西接连并排着四个院子，中间各有5间高大的青砖瓦房，每院的两则是厢房、伙房和偏房，分别住着余家的各房门头。正房左右两边是通向后院的小门，将四个独立的院子串联在一起。最里面又是一座青砖楼房，住着丫环、佣人和奶妈，楼房两侧是熬制膏药的厂房，中间是一个很具江南风情的后花园。
母亲小时候曾经专门数过这所大宅院到底有多少房间，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数清楚。特别是后院熬药的大车间，我大舅根本就不允许她靠近。这使她始终对这所大宅院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感和挥之不去的好奇心。
这座迷宫一样的深宅大院居住着余家四世同堂的上百口人，同吃着一个伙房做出来的饭菜，清规戒律也就特别的多。孩子说话不能大声，稍有违犯便会遭来一顿喝斥。再加上祖宗传下的行善助人的规矩，家里便聚集了不少拐弯抹角说不清楚的亲戚和食客。太太小姐公子哥们闲养在大院里饱食终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每日佣人丫环侍候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是陪我姥姥摸牌，说上一堆恭维的话，哄得老太太一乐赏上几个小钱，就是凑在一起东家长、李家短，添枝加叶，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
母亲对家庭的反感还表现在诸多家规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吃饭的时候，妇女不能上席，商议家族大事，女人没有发言权，祖传药方传男不传女。后来虽然是我姥姥主事，但制度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也就只能遵守，无权更改。母亲十岁那年，余家重修家谱，她挤到大人面前，大声抗议说：“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众人听了大笑道：“你个黄毛丫头，还想和余家列祖列宗一起排列，真是白日做梦呀。”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母亲。女人就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进家谱？女人就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在母亲看来，那所深不可测的大宅院就是一个培养不劳而获寄生虫的温床，就是一个压抑人性、虐待自由的牢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窒息。从那一刻起，母亲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一定要远远离开这个散发着封建腐朽气息的家，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绝不赖在祖宗留下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然而，看着日渐衰老的姥姥，母亲不得不把出走自立的冲动深深埋在心底。母亲知道，只要姥姥在世一天，这种想法就只能是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姥姥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贾母式”人物。
姥爷去世后，余家便进入了姥姥主政时代。这一时期，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着十年内战和日寇入侵的蹂躏而痛苦呻吟，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欺压而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姥姥临危受命，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支撑起了余良卿膏药店上百年的基业。虽然余家此时开始由盛而衰，但这并不影响姥姥在家族以及商界的威望。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姥姥的过错，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姥姥的苦苦支撑，才防止了余家的破产，延缓了余家的衰败。
其实早在姥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姥姥当家主事。姥爷去世后；虽然名义上是我二舅继承父业；坐上了掌门人的交椅；但实际上还是姥姥在“垂帘听政”。整个家族上百口人的大小事务统统由她拍板敲定，很有点红楼贾府的味道。在余家人的心目中，姥姥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老佛爷”。
二 出走
姥姥的身世十分可怜，她祖上出身名门，但到姥姥父辈已经衰败，因此姥姥自小不识字，十几岁时送到姥爷家当童养媳，吃尽人间冷暖。其实她是很渴望读书的，可姥爷家曾经定下过严格的家规，女子是不允许读书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读书的事情了。闲在家中无事，便和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终日打牌，消磨时光。一来二去，居然把牌面上的汉字生吞活剥地记在了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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