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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混战中突然发现，由于敌我交错，坦克的火力已失去作用。此时它只是在用巨大笨重的身体在来回碾压着我们战士的血肉之驱。而我们的战士杀红了眼，拼上了命，实际上是在以已之短攻敌之长。父亲正琢磨着，一辆坦克已冲他碾来，父亲见躲避已来不及，只好一个翻滚缩进战壕，坦克车随后贴着他的头皮压过，震的他满头灰土，父亲来不及多想，抽出一颗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中，轰隆一声巨响，这辆坦克眨眼间便变成了一堆废铁。
父亲心头一亮，又见一辆坦克直冲过来，他又是一个翻滚缩进战壕，待坦克车从头顶压过时，顺手将一支步枪对准履带塞了进去，履带被枪杆卡住，顿时停止了转动。又一辆坦克成了瘫痪。
战士们见我父亲这种打法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有效地制服坦克，纷纷效仿，这一带由于壕沟纵横，非常有利于掩护，没多久，就有几十辆坦克横七竖八地趴在阵地上不动了。余下的坦克见势不妙，调转车头，迅速退下。最惨烈的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击退了。
黄昏时分，主攻部队终于传来喜讯，区寿年被俘，所属兵团总部和所属整编72师、整编75师以及新21旅、第6旅全部被歼。
父亲他们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撤出战场时，但见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几乎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多少年后，父亲在梦中，还经常梦见眼前一片波涛翻滚，那凶猛的巨浪一排接一排向他扑来，将他淹没。令人奇怪的是，那海水每次都是血红血红。
父亲说：他又梦见和新五军的那场血战了。
那场血战下来，父亲所在团牺牲了8百多名战士。其中，父亲连队牺牲的一百多名战士中有近半数军龄不超过三个月，他们清一色的是鲁北老区带出来的子弟兵。
父亲打仗虽然善于动脑，但从不投机取巧。他常对我说：“做人要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当兵要有士气，宁可打死，不可吓死，狭路相逢勇者胜。”
1950年夏，父亲率部在闽南山区剿匪，有天深夜，父亲和战友们正在开会，一股土匪悄悄摸上来，突然踢开屋门，几支冲锋枪同时向屋内扫射，在这生死关头，我父亲大吼一声：“都趴下。”挥手打翻桌上的油灯，接着迎着雨点般的子弹猛扑上去，用身体将屋门紧紧顶住。为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反击敌人争取了宝贵时间。鲜血染红了父亲的胸膛，他纹丝不动，如同一尊石的塑像。
那次突如其来的战斗父亲身中数弹，其中有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背，严重损伤了气管和食道，抢救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命是保住了，只是后背从此便留下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
父亲当时没有想到，这一枪居然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并最终为父亲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七 结婚
“文革”开始时，父亲已患病离休，一家人来到江西南昌市，住进了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和外面已经天翻地覆的混乱世界相比，这里依山靠水，宁谧幽静，实在是一处躲避乱世纷争的桃源仙境。
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涤荡一切的年代里，幻想有一处世外桃源真是太天真幼稚了。不久，三五成群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在干休所内，他们的目标是要伺机将一位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拉到市里进行批斗。因为是部队营地，造反派还不敢太猖狂，先是试探性地靠了几次火力侦察。
这天上午八点多钟，两辆坐满造反派的军用卡车突然开到了干休所大门前，造反派们一律头戴钢盔，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肩挎冲锋枪，胳膊上裹着一块红袖章，车头上放着高音喇叭，对着大门里空无一人的办公楼，一遍又一遍刺耳地播放着那位老红军的反革命“罪行”和毛泽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父亲坐在家中椅子上脸色铁青，一声不吭，不停的吸着烟，突然，他狠狠掐灭烟头，脱下圆口布鞋，换上解放鞋，抄起一根五尺长的木棍，冲我母亲说了声：“带好孩子！”便头也不回大踏步地向干休所大门口走去。
父亲提着木棒径直来到大门口时，造反派似乎已经完成了攻心阶段，看见四周没有一人，十分得意，两辆卡车嗡嗡发动起来就要冲进大院。就在这时，父亲往车前一站，左手把木棒向水泥地面上重重一戳，右手半空中一挥，威风凌凌地厉声喊道：“停下！这里是军事重地，闲杂人员不得入内！”
一个造反派头目在车上伸长脖子蛮横地说：“闪开，老家伙，没你的事，我们是来抓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变投敌分子的。”
父亲冷冷一笑说：“这里住的都是老革命，没有叛变投敌分子，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时，你们还在你妈的腿肚子里呢。都给我滚回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造反派头目喊道：“老家伙，你少管闲事，再不让开，我们就开车压了。”
父亲仰面大笑道：“老子枪子里钻，刀刃上滚，这条老命早死了八百回了，还怕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从我我身上压过去，老子要是眨一眨眼睛，就白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啦。”
父亲这一骂还真把造反派震住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遇上一个不怕死的老干部。那时候南昌的武斗虽然厉害，各派之间虽然天天在打仗，市里每天都在死人，但毕竟造反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亲人解放军耍横。几个造反派头子凑在一起低声嘀咕了几句，汽车开始后退，有个家伙临走时还扔下一句场面话：“服了你了，老家伙，算你横。咱们后会有期。”
造反派灰溜溜地撤退了。此后，父亲提着木棒一个人在大门口站了三天，再没见过这些人的影子。后来有人传过话来说：“军干所不能去，那里有个姓陈的家伙不要命，惹不起。”
我当时尚小，不理解父亲对我母亲丢下一句“带好孩子”的深刻含意，只觉得那场面异常惊险和刺激，父亲站在两辆坐满全副武装造反派队员的汽车前面，大义凛然，威风凛凛，就像是堵枪眼的黄继光，又象是举着炸药包的董存瑞，简直是伟大极了！长大后才明白，当时的形势真的十分危险，南昌的造反派十分凶残。
父亲叫我母亲带好孩子，是做好了横尸街头的思想准备。
其实那次造反派来抓的人和父亲根本无关。在干休所休养的干部中，比我父亲资历老的比比皆是，有井冈山的，有长征的，将军就有好几位。要论级别定反革命的话，再抓20个老家伙，也轮不到父亲。父亲纯属自找麻烦。
当我表露出我的这种思想时，母亲笑了：“你父亲这个人呀，就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典型的山东人哟。”
多少年后，全国上下开始热播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听着那妇儒皆会的主题曲：路见不平一声吼哟，该出手时就出手，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已故的父亲。我多少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终于搞清了。为什么当时诺大的一个干休所，也有警卫战士也有众多离休干部，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我知道这些同志绝非贪生怕死，他们是怕站出来阻挡造反派抓人会被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顶帽子一旦戴上，可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想摘也摘不下来了。父亲其实也怕，他也搞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就是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情急之下，感情最终战胜了理智，他不能眼看一个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红军无缘无故地遭受非人的折磨。
父亲是凭着山东人特有的侠肝义胆挺身而出的，至于会不会犯错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路见不平一声吼，父亲骨子里都透着一股侠士风范。
这种扶危济困的侠士风范终于使母亲下定了今生跟随他的决心。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男人，这就是她一生中觅寻的男人，下定了决心便终身不悔，苦也不悔，累也不悔，风吹雨打也不悔。
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着母亲和父亲的恋爱是多么的浪漫和传奇，可事实上，母亲和父亲的恋爱过程并没有小说中描绘的那些和平年代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也没有炮火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