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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科长最终理解了我母亲的选择。他后来没有象传言中安排的那样回到保卫部当副部长。也许是有意回避母亲，也许的确是前方战事的急要，反正是留在了闽南山区剿匪，而且一呆就是大半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娶了位福建藉的女大学生为妻，最后官至副军级离休，现已年近9旬，听说依旧耳聪目明，神采奕奕，并且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我后来和许多了解父亲、母亲的老战友们交谈过这段流产的姻缘。尽管他们都是我父亲在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但依然客观地一致认为，母亲在尚不认识我父亲的情况下，就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李部长的“命令”，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甚至近乎于傻的不理智行为。
唯有我坚定地为母亲的坚定不移大声喝彩。这不光是因为我母亲的违命维护了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更是因为正是拒绝了这位郑科长，这才有了后来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的可能。
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诞生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能够经过激烈的竞争来到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激我母亲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一选择，就不可能有母亲和父亲后来的结合，如果没有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就不可能有我仅有几十亿分之一降临这个世界上的机遇。
虽然郑科长没有到保卫部任职，但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起初李部长并不同意母亲的请调要求，他说：“只要你找到一个和你情况完全相同的同志，我就放人。”
母亲于是马上跑去找到张洁，说明想和她交换的意思。
张洁当时在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每天排练演唱下基层，十分辛苦。听说母亲要和她对换工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洁说：“余耀华，你没发烧吧。保卫部又重要、又清闲，还有发展前途。你不好好待着，跑到文工团来干什么？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母亲说：“后悔不后悔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就讲咱们同学一场，帮不帮这个忙吧。”
张洁乐颠颠地说：“你要这么讲，我还真帮你这个忙，我又没病。就不知道李部长那老头子要不要我？”
于是，母亲又找到李部长说：“报告首长，我已经找到一个和我情况完全一样的同志，她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学一个专业，同一天入伍，都是女同志，都是青干队的学员，都是南下战士，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李部长先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好半天才抬起头，盯着母亲说：“余耀华，我算服了你了。好吧，我成全你。但我要提醒你，在革命队伍里，个性太强迟早会吃大亏的。”
李部长一番话语重心长，句句都是肺腹之言。可母亲那时年青气盛，根本听不出弦外之音。再加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变性格脾气又岂是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果然被李部长言中，吃尽了固执的苦头。
大度的李部长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最终为母亲开了“绿灯”。
母亲去的是她最不喜欢去的文工团。本来说好了是要顶替张洁当舞蹈演员的，可文工团长一看到母亲齐耳的短发，就傻眼了：“完了，完了，不是说你梳着两条大辫子吗，你的辫子哪去了？没有辫子怎么跳舞？”
母亲满不在乎地说：“没辫子就不能跳舞啦？我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留过辫子。留短发多痛快，行军出操打仗都方便，洗头也节约时间嘛。”
团长听了直瞪眼，大呼上了张洁这个小鬼的当。但木已成舟，张洁早已去了保卫部，追也追不回来，只好暂时把母亲分到腰鼓队。可打腰鼓的女同志也需要留一条大辫子，走在大街上，胳膊来回挥舞着，细腰一扭一扭的，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才叫好看。解放初期关于女人的审美观很简单，只要是大眼睛，双眼皮，红脸蛋，黑长辫，就算是长的俊，其中前三项标准是先天具备，无法改变的，唯独黑长辫是女人可以后天努力的，只要你不是黄毛丫头，只要你让头发不停地长呀长，就有可能蓄出一条黑油油的引人注目、为女人增添姿色的大辫子，因此，辫子的粗细长短黑黄成为决定一位女人漂亮与否的关键
母亲当时没有梳辫子并非她的发质不好，恰恰相反，我母亲的头发又黑又密，直到现在年近八旬，依旧没有一根银丝。母亲之所以没有留起长发，也并非没有爱美之心，而是纯粹为了工作方便。她后来和父亲结婚时，就特意梳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张早已发黄的结婚照片母亲至今珍藏着，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一张母亲留长发的照片。
母亲在腰鼓队逗留的时间很短。一来她留着短发，混在一群梳着大辫子的姑娘中间，象个假小子，特别不协调；二来母亲毕竟是一名军官，一天到晚和那些刚刚入伍的中学生在大街上蹦蹦跳跳也确实不合适。很快，母亲便被调到文工团军乐队担任文化教员，在那里渡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六 违命
1950年夏，10兵团筹备建立机关幼儿园。由于入园孩子的父母几乎全部是兵团机关的高级干部，象时任兵团主要领导的叶飞、黄火青、刘培善等几位将军的孩子都在其中，所以对幼儿教师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政治部干部处把兵团所有女同志的档案扒拉了一遍，发现母亲原来在大学正好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于是如获至宝，一纸调令将她从文工团调到了兵团机关幼儿园担任幼儿教师。
母亲接到调令，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幼儿园。报到那天，母亲和张洁、秦菲在幼儿园门口不期而遇，三个同一天入学同一天入伍同一队南下的好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言罢，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调到兵团幼儿园不久，马上就开始有领导为她介绍对象，她先是婉言谢绝，后来置之不理，实在抵挡不住，干脆又打了个报告，调到28军幼儿园工作。可到了军里，女同志越发成了稀有动物，给她介绍对象的频率更是远远超过了兵团机关。说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铺天盖地，轮番进攻，好不热闹。
就在母亲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按照苏式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师一级机关也都开始筹建幼儿园。83师政治部向军政治部打来一份报告，要求军里给他们师幼儿园派一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不怕基层艰苦的负责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主动请缨，并很快获得批准。
应该说明的是，母亲主动要求去当主任，并非是向组织要官，一则从军到师不是去享福，而是需要有“不怕基层艰苦”的思想准备；二则母亲当时已是正排级，和师幼儿园主任同级，属于平调；三则按惯例从上级机关调任下级单位本应提拔半格，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就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了。
说起来好笑，和母亲同时入伍的女同志都先后嫁给了师团干部，并随着丈夫的步步高升，从团到师，从师到军，舒舒服服，优哉优哉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母亲则恰恰相反，为了躲避婚姻，她从兵团到军，又从军到师，一溜向下走，还乐哈哈觉得自己幸运的不得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上选派母亲和她最要好的两个同学张洁、秦菲到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学习，那时张洁已经结婚，而且她的丈夫正好也在南京学习，于是，每到星期天，张洁就会邀请母亲和秦菲去她那临时小家聚餐。此时张洁的丈夫已由青年干部大队的教导员升任团长，住着带卫生间的单人宿舍，吃着四菜一汤的小灶，穿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望着张洁抑制不住的满脸幸福，秦菲羡慕地悄悄对母亲道：“怎么样，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后悔了吧。”我母亲却认真地说：“看看，一个革命战士都快要变成家庭妇女了，要是真的早早嫁人，整天围着锅台转，还怎么为党做工作？还如何实现我们理想和价值？幸亏没嫁人，否则就悔之莫及了。”气得秦菲真翻白眼：“真是不可理喻！我看你将来迟早要悔之莫及的。”
母亲的一位战友后来对我说：“你妈妈这个人，怎么说呢，工作干的很出色，就是处理个人问题有点傻哟。”
正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