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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并已在一起工作了多年。（就是有了这种机制让德国人错误估计了苏联的兵力，苏联军队越打越多，在关键的时候突然多了近150个师让德国人吃了大苦头）”
我们听了很是兴奋，它极大的完善了我们的计划。最重要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多余投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重要的。我们在计划中每年进入军队的人在40万左右，大部2年后退役自动转为后备役军人。如果时间来的急的话我们在5年后将有200万以上的随时可以上战场训练有素的后备役部队，还不包括各地训练营中随时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补充到后备役的300万人！这对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慑，但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出动的，因为这对工业农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几乎都包括其中了，除非到了生死关头才可以动的最后一张牌。但愿不会用到他们，如果非要动用他们那就是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园和威慑敌人，对外作战基本上不会动用他们，当然后备役部队经常出去实战一下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经过大家热烈的谈论，气氛都非常高涨。八哥黄汉祥告诉我说：“在黑龙江找油已经有眉目了，只是不能确定规模大小以及具体位置，李四光教授说经过严格的考察验证确定在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中间地带肯定有油。”
我想了想说道：“在这个位置交通是比较方便，但是在安全角度来说地理位置不太好，太靠近日本人了。我们很有必要加强那个方向的防守，我认为把日械第7军调到那里去好了。我们现在没有空军，很有必要加强工业基地的防空。我们看有必要派一个防空师跟着三哥带领第6军驻扎在内蒙古，如果日本人把工厂炸了我们所做的努力全要白费了，而且要严格防备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他们看到一个落后的只有几百万人的省在我们手里自然不会说什么，但是要是看到庞大的工厂在这里他们难保不会强占，所以三哥的担子不轻。我看内蒙古培养骑兵条件得天独厚，可以先成立一两个师试试，要是效果好的话可以再扩充，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容内蒙古有失！目前空军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培养好的，虽然我们一年前已经派了几百学员去德国学习飞行，但是我们自己的航校一定要建起来，我们不能让日本人老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原来东北有中国最多的飞机飞行员有很多，我们可以跟少帅商量邀请一部分来这里任教甚至参加我们的航空兵，反正他们又没有几架飞机了（飞机都在东北被日军抢了过去）都没有事情做。
大家很久都没有聚在一起了，所以都很健谈，我看正事办得差不多了，就笑着说：“我要说的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明天我就去帮你们请个‘军师’回来，也顺便到各地去看看，家里就交给你们了。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即要防备日军，又要建设我们的家园。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机械化军已经形成战斗力，建设也日新月易……”
正当我说得起劲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奇怪的问到：“你们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难看？”终于三哥忍不住爆发了，冲过来给我就是两下，其余的看见有人动手也不示弱一边打还一边说：“看你小子还敢逃跑，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我们，自己跑去游山玩水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周围司令部参谋看见我熊猫一样的眼睛，被扯得乱七八糟的军服强忍着笑意，我对他们说：“去去去，我们兄弟在交流感情，你们一边去玩。还有要笑就笑强忍着容易憋坏的！”听到平时严肃的司令怎么说，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一起大笑起来。
看着兄弟几个还有继续的意思，我马上就转移他们的注意说：“这两年我们兄弟很少聚齐在一起喝酒了，这次正好是三哥从内蒙古，五哥从德国回来，我们今天就不醉无归！”大家想也不想就同意了。
由于德国的装甲师下辖1个摩托化步兵旅、2个坦克团和一个炮兵团。除了师直属部队外，每个坦克团下辖2个坦克营，每营拥有1个中型坦克连和2个轻型坦克连，营属坦克72辆，全师坦克288辆。由于我们现在制造维修不了坦克，所以我们的坦克编制比德国多一点防止战斗中损失后无法及时补充而印象战斗力。我们的坦克团下辖3个坦克营，其余基本相似，但是由于我们坦克不足，所以每个团增加的那个营编制没有坦克要等第二批坦克到了才可以装备，现在实际还是按照德国编制建立的2个装甲师，共550辆坦克。我们东北和内蒙古等北方地带非常适合中型和重型坦克作战，德国编制中的轻型坦克我们用老式的美国重型坦克MKⅧ代替，虽然他的装甲远远比不上德国新式中型坦克，但是已经比日本现役的坦克强多了，美国先进的M2中型坦克由于比较灵活我们作为侦察坦克使用。
第一部 第四十三章 演讲
第二天我带着特种部队的四十多个好手和六个卫士和十几个参谋和八面玲珑的政府官员一行近七十人通过内蒙古出关了。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疼，昨天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轮流不停的给我敬酒，我只要稍微迟疑，他们的脸马上就变了，在他们的压迫下我被迫不停的喝下去，我什么时候醉的都不知道，害得我头疼得厉害。
我想邀请的人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邓演达，他曾经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劳苦功高，孙中山先生对他也极为赞赏，曾说，干革命，有邓演达，就有希望。26年北伐蒋为总司令，他为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左派领导人，与共产党很不错。他在武汉还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等职务。
蒋发动4。12后坚决反蒋，蒋以总司令参谋长邀请被他言辞拒绝，表示只有彻底的贯彻三大政策，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象蒋那样永远也不可能成功。在武汉政府赞同冯玉祥分共主张后愤然离开武汉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的汽车队，经过苏联到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他身居异国，但十分关注国内局势，并时刻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耳“牺牲生命以赴“。
1930年5月回国，隐居上海。8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示担负起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这个委员会既反对蒋的独裁，也不赞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形成第三中政治势力。
他的想法和我们正在实行的政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我们的主张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在做了，而他们却还在口头上，他在中国军队，特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具有极大的威望，拥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的政策在被中央和各地武装控制的地方根本实现不了，要不是日本人进攻形成权利真空我们也没有办法实现。而内蒙古几百万人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想尽了各种方法还是杀了2万多蒙古高层人物才勉强成功，而不管哪个省都比内蒙古多的多的人，我们也没有如此实力让他们和平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但是我们壮大以后就有机会，我们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希望，但是比他们在黑暗中摸索要好得多，我才认定他会跟我们走。（注：1931年8月17日蒋将其逮捕，对蒋而言，“杀之可惜，纵之可谓”。曾经派人劝说，只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归附南京政权，便许以副总司令的职位，他不为所动后蒋奉行不抵抗政策，反对派乘机逼其下台，他惟恐反对派把邓营救出去，便于1931年11月29日将邓秘密杀害。）
我这次出来，特地经过北平等地，一是看看北平的学校，邀请一些教授学生去支援我们的建设，也想去给我的老丈人上上坟，然后顺路去拜访少帅。
我们一行人到了北平找了地方住下后，由于在上午我带着几个人出去玩一下。5年前也是春天我也是带了几十个人到达北平，那时我年仅16岁的我只有几个兄弟和家人的来到关外招兵。5年后我们已经是坐拥两省上千万百姓和几十万军队创造了一个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奇迹，遗憾的是佳人已逝……5年来北平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来自关外的难民多了许多。
我找到紫玉爷爷的墓地，上面没有什么野草，看来我们托付的人家还很用心。由于我们无法回来给他老人家上坟，所以请了附近的一户穷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