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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得我耳朵一个劲儿直扑棱
………………
我爹是有名的朱老员外
我妈的名字叫朱美容
我在家里是老疙瘩，名叫猪悟能
………………
我家有地三百垧
金子银子用称称
………………
小伙子忽然间很兴奋，就对庆兰婶说：“婶子，能不能等俺一会儿，俺快一年没听蹦蹦戏了，去看一会儿就回来！”这“大婶”改成“婶子”，庆兰婶就觉得亲近了许多，就很爽快的应了：“行，你去吧！”庆兰婶停下车，小伙子跳下去，一溜烟儿似地跑进了村里。那时东北的蹦蹦戏艺人，走村串乡卖唱糊口，表演的内容都极通俗易懂，脏口当然也多，庆兰婶看过，也喜欢看，毕竟也没有别的好娱乐，但赶着毛驴车抹来抹去，就很不方便。
庆兰婶坐在车上等着，眼睛无意间就扫到了那两只盒子上，里面都装着啥呢？这人的好奇心一起来，有时就管不住自己的手了。她犹豫着，就先解开了那只圆盒子，见是一盒子的糕点，就又给系上了。接着她又解开了那只方盒子，一掀开盖子，她脸上就变了颜色——竟是两只新启的“盒子炮”。庆兰婶当然不晓得叫啥名子，但她知道是枪，可把她吓坏了，一时不知所措，过一会儿她才想起什么似的，又慌里慌张的把方盒子重新系上了。
“这孙子不大，咋还带着枪呢？”“可他也不像是坏人啊！？“万一路上遇到鬼子兵咋办？”庆兰婶越想越怕，她就想把两只盒子扔在地上，然后赶紧走人，可她又觉得答应了等人家，那样做不好。就这么合计着，那小伙子就跑回来了，一跃上了车：“婶子，演得可好看了，俺都不想走了！”庆兰婶神色慌张地“哎”了一声，也没说什么，就甩起了鞭子。庆兰婶在路上没怎么再说话。一直忐忑不安的样子，小伙子就很奇怪：“婶子，你是咋了？咋不说话了？”“啊，没啥，说累了！”庆兰婶忙说，却仍没掩饰住慌张。
此时暮色已降临，但一切仍能看得清楚，小伙子扫了一眼身旁的那两只盒子，他忽然就明白了：“婶子，你放心，俺不是坏人！”“俺知道，俺知道！”庆兰婶又忙说，她那颗心还突突地跳呢。到了山豁口，天已黑了下来，小伙子拎着两只盒子跳下马车，冲着庆兰婶笑了笑：“婶子，谢谢你啊，俺有空儿去氓牛屯看你！”庆兰婶竟也客气了一句：“行，你慢走啊！”直到小伙子走远了，庆兰婶才长长舒了口气，心想：“你可别来看俺，俺可不想见你了！”
可世上的事儿偏偏就矫性，你越不想见的人，越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眼前，庆兰婶当然还会见到小伙子。
那已是一个月后了。
二
已是金秋，沉甸甸的麦子起波浪，碧空绿野的山道上，两匹马奔驰着，向氓牛屯而去。那个骑白马的人，一身灰布军装，连军帽也是灰色的，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左右，两只“盒子炮”斜挂在身子两侧，枪套带儿便在胸前背后打了两个“X”，他脸上的神色凝重；而那个骑在枣红马上的年纪却不大，十五六岁的样子，一身便装，没戴帽子，腰间却扎着皮带，一支小手枪就插在皮带上的枪套里，他脸上却满是愉悦。
两个人到了村口，村子里的人就看见了，也认不出是谁来，就只见穿着军装人们就乱了起来，跑得跑，慌得慌，插门的插门，关窗的关窗，很快又死一般寂静了。一身军装的人显然见过这样的场面，见惯不怪，所以，那个小伙子不解地问：“大哥，这村子里的人咋这么怕咱们？”他也只是笑了笑，打马继续往村子里走，左拐右拐，两人来到庆兰婶家的门前才停下来。
庆兰婶听到动静，早插门躲在了屋里，正合计着村子里咋又来了匪兵，就听见有人敲打院门，她透过窗缝儿看，见栅栏院外站着两匹马，却看不见人，想是人都院门后面呢，她就推开窗户，紧张地喊了一句：“谁呀？”只听外边说：“庆兰婶，是俺，开门哪！”这声音庆兰婶挺熟悉，她脸上就露出了惊喜，忙不迭地跑出屋，可当她开了院门，见了穿了军装的人却愣了愣：“你咋这身打扮？”庆兰婶说着，又看到了一旁的小伙子：“咦？咋会是你哩？”小伙子就笑了“婶子，俺说过要来看你的！”——是的，那个穿军装的是太爷爷，那个小伙子就是庆兰婶赶驴车碰到的那个，她听太爷爷唤他“小六子”。
太爷爷穿得军装，不是伪军兵的，更不是鬼子兵的，倒与国民党士兵的军服很相像，他穿得是抗日联军的行头。九一八事变以后，率东北军退守陕西的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从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江北的红军遂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而江南的红军余部就变成了“新四军”，也因此，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了统一制式的军装，区别仅仅是帽徽换成了八孔的两个纽扣，袖子上多了“八路军”或“新四军”的袖章。抗日联军的军装也是在八路军军装的基础上仿制的，只不过帽子上没了纽扣，袖子上没了袖章而已。
那时候在东北，杨靖宇和周保中等领导的抗联部队，起初并没有统一的军服，队伍原本就是由杂牌的抗日势力拼凑而成，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派别，是抗日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后，为适应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式的需要，也为了更进一步表明，在论为殖民统治的东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比较正规的军事力量在抵抗，所有抗联部队才统一着了装。抗联军的军服和八路军的军服一样，看上去官和兵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军官的上衣兜比士兵的多了两个，所以太爷爷的上衣就多了两个兜儿。
那时抗联军境况还很艰难，南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根本运不过来，尽管就近能得到苏联的接济，但毕竟处在日本人的监视和围堵之下，运输渠道也并不通畅，缺吃少穿，无弹没药的事常有发生，所以更换起军装来，也着实让一些将领头疼。尽管杨靖宇在黑龙江的依兰县等较大的宿营地，建立了兵工厂和军厂等基地，此外像刘少奇曾开展过工作的奉天纺织天厂等，也暗地为抗联队伍服务，但原材料毕竟还是紧缺，那一次统一大规模地更换军服，可能也是东北抗日史上唯一的一次。
真像老百姓传言的那样，太爷爷归顺了杨靖宇？是，也不是。说是，他和潘大姑娘的举动，表面上看跟归顺没什么区别，说不是，他认为不存在归不归顺的问题，他和杨靖宇是在联手，何况他心中还不服气，对杨靖宇及其所属党派，还存有怀疑。这也是很自然的，朝代更迭，军阀混战，几十年来的中国百姓，都处于了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们眼里，那些动辙喊口号的党派和形形色色的军队，是不可信任的，是值得怀疑的，若想让他们中的一个改变对一个党一个军的认识，并接受这个党这个军，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太爷爷去打劫井上垣的军火库失败后，就带着队伍回到了七星峰，那十几个受伤的弟兄虽已经过潘大姑娘包扎换了药，但毕竟一路奔波也没休息好，再加上天气又热了，伤口不愿愈合，有了溃烂的迹象，伤势有的就越来越重了，甚至有一个已经昏迷了。潘大姑娘手头的药已不多，就派了两个弟兄赶紧下山去薛家镇购买，那时云南白药还很稀贵，不好买，潘大姑娘又不懂西药，只能配一些常用的方子来救急，多年的绿林生涯经验，使她对救活伤患方面很自信，但实际上她的经验还比较原始，只不过她还意识不到罢了。
那个战乱的年代，山匪的生存状况确也很残酷，用“刀尖舔血”来形容一点都不过，被子弹打在浅部位还可以，他们可以用刀尖淬火，把子弹剜出来，然后再敷上药，可子弹若射进了胸腔等深部位，那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任子弹藏留在体内，而伤者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他的命大不大了。对于像白求恩那样开膛破肚地做手术，潘大姑娘听都没听过，更想也不敢想，那个已昏迷的弟兄就是被子弹打进了右肋，潘大姑娘看着他也只能叹息，信天由命了。
两个买药的弟兄下山后，过了晌午，太阳已偏西，一个人就摸上了七星峰来，太爷爷、潘大姑娘还有王老疙瘩，正在地窝蓬里商量筹集弹药的事，经过那么一番折腾，弹药已所剩无多了，这时就有个弟兄跑进来报告：“大哥，有人正住咱这山上来！”“多少人？”太爷爷忙问。“就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