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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封面中国 第一章（10）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90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书后面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内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100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22世纪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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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本期《时代》以吴佩孚为封面人物，主要报道的不是即将爆发的直奉大战，而是在上海周围发生的江浙战争：
开战？
上周，中国面临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中部的两个濒海省份江苏、浙江，军队正在交界区域频繁调遣。有报道说战斗已经打响，但未得到证实。
围绕这一战事，《时代》介绍了双方有关的三个军阀：
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护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
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海淞沪护军使，约47岁，受卢将军的指挥。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时代》对于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的政治含义。
紧迫事件是齐将军想控制上海。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命。他曾想以和平方式逼迫何将军辞去淞沪护军使一职，但现在却改用军事手段，这使他与卢将军发生矛盾，因为卢同样想控制上海。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