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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四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的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蒋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予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见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联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25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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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4）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以后12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3000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70多年后，在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时，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5）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的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冷战时期的历史性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