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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2)
为了满足更多同学能亲睹领袖风采、聆听领袖教诲的愿望,毛泽东又特地从大礼堂来到学生俱乐部,对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的数百名留学生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吕济民说,毛主席近一个半小时的接见和讲话,使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之中,“为党奋斗50年”、“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声响彻礼堂。当晚,吕济民失眠了……
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
留苏期间,吕济民参观了数十座苏联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他深深地恋上了博物馆建筑及其藏品,同时希望某一天能投入到博物馆事业之中。
1961年3月,学成归来的吕济民已是副博士研究生,“到北京,###安排集体学习休整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国家文化部机关,先是在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后又到文化部政治部工作,曾到农村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并参加了首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
“西凉波映甘棠阁,南浦烟横汀泗桥。”这是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生前送给吕济民的书法作品。“甘棠”和“汀泗”这两个在鄂南咸宁的地名在吕济民的心目中无法抹去。他回忆说:“‘甘棠’这个地方以前是否有阁,没有查考过,但‘甘棠镇’几乎是同我们干校连在一起的,而且周围10多里地只此一个小镇,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至于汀泗桥那名气就大了,当年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奋勇攻击,击溃吴佩孚主力部队2万余人,占领汀泗桥,对北伐军夺取武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纪念阵亡将士,1929年国民政府在此兴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1985年我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时,同湖北省文化厅拨专款对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的阵亡将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进行修葺加固,并增建了陈列室和围墙。1986年邓小平为汀泗桥战役遗址题名‘独立团烈士陵园’。1988年国务院公布汀泗桥战役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咸宁“五七干校”期间,曾到过汀泗桥,那时无人管理,一片荒凉。1991年夏,我专程去了一趟汀泗桥,汀泗桥已是面貌大变,维修加固了遗址和纪念建筑,划定了保护范围,设有专人管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济民尽管曾被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仅两年许,但晚年的他对此很有些怀旧:“咸宁的老百姓很友好的,我们尽管当时处在逆境,劳动是苦点,但在那里得到了劳动上的锻炼,思想上与老百姓贴近,当然不能肯定那段政治运动。‘文革’的历史一言难尽,应该好好总结才是。咸宁向阳湖就是一座天然的‘文革’博物馆,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
吕济民回忆说:“我是1961年春到国家文化部工作的,刘炳森1962年秋到故宫博物院,由于我们俩在同一个系统,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同刘炳森的交往是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后开始的。”
当时故宫博物院已奉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开放,最早在慈宁宫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吕济民等“一批人回来后在故宫武英殿上班,主要任务是搞出土文物展览并从中挑选一批珍品,筹办出国文物展,并编辑图录。刘炳森的主要任务是书写展品说明牌,包括故宫所有展厅的说明牌,还有出国的展品说明牌。出国文物展览有两套,一套是从美洲到欧洲,另一套是亚洲到大洋洲。书写这么多的展品说明牌,一般人都觉得枯燥无味,但刘炳森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于是我同他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是工作上的,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
2005年2月15日,刘炳森因病溘然长逝。2月21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5000余人挥泪送别。9时刚过,吕济民就到第一告别室,室外的空地摆满了花圈、花篮,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挽联和挽幛,也挤满了密密的人群。吕济民难抑这特有氛围的感染,泪眼朦胧……
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3)
陪同叶利钦总统的文化之旅
“我于1972年7月从湖北咸宁干校调回北京后安排在国家文物局,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一干就是10年,这是中国博物馆从###中恢复、从清理藏品到举办陈列、从闭馆到开放、从低谷回升的10年。”吕济民说,这10年为他学习博物馆专业打下了基础。1977年,吕济民组织召开了全国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和《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1979年,他组织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明确了博物馆在新历史时期的任务和功能———上世纪70年代,他先后到苏联、南斯拉夫、法国、荷兰、比利、卢森堡等国考察学习博物馆的有关经验。
上世纪80年代初,吕济民调到文化部群文局当了3年局长之后又回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但我仍然以主要精力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管理”。吕济民十分重视和支持博物馆专来人才培训,在承德、泰安等地开办培训中心,多次在培训中心和高等院校讲授博物馆学,同时还组织专家撰写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管理教材,并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80年代,吕济民先后3次赴苏联考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实地参观俄罗斯、乌克兰和爱沙尼亚的50多个博物馆,发表有关苏联博物馆文章约5万字,还发表翻译文章10万字左右,结集出版了个人专著《博物馆暨文物工作论丛》。
1991年夏,吕济民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和故宫博物院代院长,“同时既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又从事博物馆微观管理,这对我又是一次机遇”。当时,吕济民着重考虑并着手研究如何有效地提高博物馆的管理水平,要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故宫着重抓书画馆、陶瓷馆、青铜馆、珍宝馆的陈列更新,“不仅是更新陈列内容,还花几千万元用于内部装修和灯光布景,同时对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原状陈列进行了调整和更换”。此外,吕济民还不失时机地主持编纂了《中国博物馆志》。
1992年12月17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第二日,当时中国政府安排他参观故宫博物院,由时任代院长的吕济民接待并解说。叶利钦是学建筑的,对参观兴致很高。在参观故宫的时候,叶利钦便问起有关故宫的建筑设计、使用材料等。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进太和门时,吕济民对叶利钦介绍说:“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建于1406年至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叶利钦听后,反问道:“明朝是开始于1368年吧?”吕济民边点头,边接着介绍:“对。明朝第一个皇帝和第二个皇帝都在南京,北京是第三个皇帝开始的。”吕济民在陪同参观时发现叶利钦对故宫这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十分感兴趣,认为故宫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他对故宫的珍稀文物饶有兴趣,对三大殿的建筑赞叹不已,参消防鎏金大铜缸和琉璃瓦都停步观看并拍照,还说他知道琉璃瓦是怎样制作的”。
在神武门内,叶利钦指着宫墙问吕济民:“故宫宫墙同克里姆林宫墙一样高吧?”吕济民说:“故宫的整个建筑被两道坚固的防线围在中间,外围是一条宽52米、深6米的护城河环绕;接着是周长3公里的城墙,宫墙底宽8.62米,墙高近10米,比克里姆林宫墙高两米。故宫城墙上开有4门,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城墙四角,还耸立着4座角楼,角楼有3层屋檐、72个屋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吕济民一个个娴熟的数字解说让叶利钦听得啧啧称道,竖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