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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有一个怪现象，每逢春节过后，农村一些青壮年劳力又纷纷离乡，踏上了进城务工经商的征程。于是，村里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也就是所谓的“３８６１９９部队”。而在官桥八组，没有见到人们所言的“空心村”，相反外地的一些高素质人才纷纷设法在这里创业。周宝生说，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村青壮年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主体力量，建设新农村离不开他们。他认为，“空心村”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的“新矛盾”。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这样说。而今，文明之风绿田野。连年来，官桥八组被命名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联合国官员来到八组，看到这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一路竖着大拇指。
敢为人先：集体的家底越来越厚
１９７８年以前，嘉鱼县官桥八队的农民从早忙到晚，就是摆脱不掉一个字“穷”。那时组里人均年收入不足５０元。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家家住的是土砖房。
“吃糠粑、穿破袄，栽稻秧、收谷草……”“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当年，官桥八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解不开一个穷疙瘩。一位村民对我们回忆说：“以前，我们这些种田的，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活没少干，苦没少吃，总是搞不饱肚子，甚至家里用的油盐钱，都得靠偷偷摸摸地到山上砍点柴火换。家里养的两只老母鸡，也巴不得每天在鸡屁股抠两个蛋来补贴家用。”
在嘉鱼县化肥厂工作的周宝生，人在城里，心在村里，对这种生产队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曾建议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却被父亲顶了回来。父亲说：“你没当这个家，知道有多难？换了你，能干成我这样就不错了。”周宝生的拧劲上来了，他说：“我就不信我干不好。只要乡亲们信得过，第一年我让大家吃饱饭。”
是年春节前夕，厂里一名工人家中有事，上班迟到了。车间主任生气地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周宝生的心。
１９７９年，２６岁的周宝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尽管父亲一再劝说：“伢，好歹在城里工作一个月有３６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倔强的周宝生说，“我就不信农村永远穷！”凭着这种不服输、不甘平庸的劲头，周宝生被选为官桥八队队长，掌声阵阵。周宝生激动地说：“生产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知道，职务意味着责任，掌声意味着期望。我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农村没有出路！”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4）
上任伊始，周宝生就立下了“要让农村变个样，要让八组人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和人生目标。他不想走父辈们的老路，在上任没几天，看到安徽凤阳联产承包的报道，便在地方率先提出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驻队干部对他的搞法不理解，怕担风险、犯错误，责令他将田地收回：“谁叫你这么干的？简直是无法无天！”
血气方刚的周宝生理直气壮地应对驻队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联产承包经营有利于我们农民增产增收，人家安徽在搞，我们为什么搞不得？”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最终把田地分到各户，并掷地有声地说：“交足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
吃够了大锅饭苦头的人们，迸发出多年积蓄的能量，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３５万斤，比历史上的最好年份足足多出了１０多万斤。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抚今追昔，周宝生说：“要发展，没有一点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并没有使周宝生感到满足。１９８１年，周宝生这位出了名的“周大胆”又一次力排众议，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集镇上租了３间房子，开办了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３个小店，一年下来，净赚７０００元。乡亲们第一次看到大把的票子，都喜出望外，指望着商店、冰棒厂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周宝生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
组里的群众一时想不通，有的人当面指责周宝生是在“瞎闹”、“歪掰”，说他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
周宝生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哩。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在不被群众理解的情况下，周宝生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他拿出家中仅有的６０００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一席朴实的话，坚定了大伙发展工副业的信心。开煤窑的日子，他带头下煤井，一次井架倒下，险些丢命。他连续在砖瓦厂工地奋战１２０多个日日夜夜，使２０多个门的轮窑仅４个月就建成了，当年投产，当年受益。
办煤矿不仅为八组群众带来了２００多万元的收入，还为组里积累了１００多万元的资本。此后，周宝生一鼓作气，趁势而上，率领八组群众用“滚雪球”的办法陆续办起了砖瓦厂、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１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１００万元以上。
有胆有识：泥腿子盘起了高科技
组里的家底越来越厚。到１９８５年，村民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这时候，组里人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分光组里的家业，各干各的；一是小富即安，怕再上新的项目赔老本。周宝生想，这是必须面对的分配与积累的关系问题。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只有理性地处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才能把握八组的前途和命运。周宝生采取的办法是，适当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使八组人均收入略高于附近组的收入水平，然后将大量的积累用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
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注意资金积累。而周宝生恰恰绕过了这个暗礁。周宝生用发展工业积累的资金推动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先后投资２００多万元，修塘堰，建泵站，开沟挖渠，将２３０亩望天收的农田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并建成了１４００亩杉树基地、２５０亩茶园基地，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山上的活木积蓄量达４万立方米，成为八组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绿色银行”。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5）
通过市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周宝生敏锐地意识到，吃资源饭，办资源型企业，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八组要长富久富，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他在群众大会上坦陈了自己想引进项目和技术的意见。乡亲们说：“宝生说的我们信，宝生定的我们干。”
１９９３年，湖北一家牧业设备公司在官桥八组安家落户。这是官桥八组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周宝生和乡亲们企盼着这只“金凤凰”生出“金蛋”来。然而，现实却给八组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由于外方提供的是淘汰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含量低，没有销路，八组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交了一笔“学费”。
面对失败，周宝生没有退缩。他深信通过“引进来”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思路没有错，农村经济要飞跃发展，就必须实现由传统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于是，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在周宝生心里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