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爆炸、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的时代，所谓的“万事通”是不存在的。我得到了《财经》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学术顾问汪丁丁、首席研究员陆磊等多位专家的智力支持；《财经》当时的助理主编、研究部主管编辑叶伟强等同事都给予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帮助。法律、财税、农业等问题，也不全是我日常知识积累的重点，我之所以能迅速进入某一领域，也得益于相关的专业记者或主管编辑。所以，尽管是我署名，但是，“财经观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这样说并非客套。
…Q：你一再强调写作中分寸的重要性，特别是立论的分寸把握。可以具体谈谈吗？
…A：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有的时候非常急；但是，我写文章又非常审慎。每一个提法都要想很长时间，加很多的限定。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人，是多么矛盾！不过，我自己觉得，“财经观察”所体现的风格，可能倒是更接近于我作为一名文人或者说记者的本来面目。我是一个写东西比较慢的人，写封信都要想很长时间。这一方面是我不够有才华的表现，“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快节奏，甚至不无浮躁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写东西，能够反复推敲，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记得鲁迅说过，写一篇作品，初稿写完要放在抽屉里，两三天以后拿出来再看一遍。我即使做不到这么沉着周详，最紧张的时候也会隔几小时再看一看，这样改写过的文章才能更少遗憾。
…Q：这本书分为七个专辑。我发现，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被命名为“政经风云”的这一辑，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你写得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因为有话要说，因而情感充沛、思如泉涌，还是别的什么？
…A：这还是因为一方面，我是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的造诣远远谈不上，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影响很深。也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修养不够，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遇到比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时候，写起来更容易一些。我不认为这表明我在这些领域有过人之处，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其实，我发现，当初在做SARS报道的时候，《财经》记者写起来就比较自如。把一个经济专业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富有激情地表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表述的时候，为了追求严谨性，评论这种体裁所要求的晓畅和生动，就会遇到困难。相反，既涉及经济又不囿于经济的题材，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我想，仅此而已。
【序言】（4）
…Q：如何看待过去有些文章，如《何必讳言“不救市”》等，造成的社会轰动？
…A：“财经观察”有不少篇章影响很大，大部分时候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我们的观点，在1700字内经过了反复推敲，我自认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争论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之中才能璀璨。不能不说，宽容对待异见，理性分辨是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稀缺的元素。那种动辄追究动机和背景、惯于深文周纳的做法，应该说是历史上不健康因素的残留，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政经风云（1）
告别“红色资本家”
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惨败，深层含义则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结束了。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央行关闭，海内外金融业界大哗。圈外人可能不明就里，觉得中国早有了关信托公司、关银行的历史，再关家稍大些的广信也属正常。
笔者相熟的一位资深业内专家一语中的：“主要在于广信是‘窗口’，关什么都不比关‘窗口’。”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中国改革20年来，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而国际金融资本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总额的10％以下。这小部分钱的大头，就是国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包括银团贷款）和债券市场资金。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债券市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定了一种“窗口”模式，即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作为“窗口”，直接到海外发行债券，拿回钱再放到企业或基建项目进行建设，公司自己负责还债。
广信就是当时确定的“窗口”之一。在最红火的时候，广信曾经从国际评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