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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珠在温州确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争议并不是从当副市长开始的，自从她当上规划局长时便开始了。她当副局长之前对时任局长非常好，一当副局长便斗局长，局长是同济大学毕业的规划专家，七斗八斗让她斗了下台，她便成了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城建规划她说了算，据说因为外行，常常朝令夕改，乱糟糟的。有人说：什么规划，是杨秀珠在鬼画符！
你们说我不懂？她神通广大，没多少时间就成了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生，文凭红彤彤的。后来据知晓内幕的人说，那是她向同济大学捐赠三十万元钱换来的。
既有文凭又会跑动，不久之后便当上了市长助理，再让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管城建的副市长，换作政协副主席，让她当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市长助理时，她与时任市长的陈文宪关系不错，当上副市长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传说她也和市长斗。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是市长陈文宪调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她任省建设厅任副厅长，据说有括号，享受正厅级待遇。
有句顺口溜：“小姐将辈分搞乱了，大棚把季节搞乱了，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温州人搞不清杨的级别，但自从她调到省厅之后，温州关于她的流言不断，就在此次省政府换届之前，还有传言说她会当上副省长。但大部分的传言是杨出事了，被双规了等等。而每次在温州有后者传言的时候，她便会在电视台上露露脸，或到温州来视察，温州的新闻媒体作个报导。
那么权倾一时的她为什么会仓皇出境呢？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在侦查别的案件时发现她的弟弟杨光荣受贿十八万人民币。杨光荣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而这个公司是杨秀珠一手操办的，一直有“杨秀珠的小金库”之说。至于第二个原因，事情就比较大了，再抄录这文章的一段如下：
……之后，法国商人陈其跃的锒铛入狱更使杨秀珠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陈其跃原籍温州永嘉，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温州名噪一时。陈其跃入狱的直接原因与叶征有关——去年，有“财色行长”之称的原中国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叶征被捕后交代出前者曾向他行贿四五十万元，陈因此而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通缉对像。但陈之所以在温州成为人们谈论腐败之类问题时的热点话题，却与杨秀珠连在一起——在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陈的公司曾以五千多万元的极低价获得华盖山东麓原温州市动物园地块的使用权，而后建设开发“米莉莎花苑”——同是这块地皮，在此前公开举行的拍卖会上，温州市土地局、规划局两家共同测算的地价为1。0080亿元，一家房地产公司最后以1。2280亿元的价格竞投中标。但后来因为杨秀珠坚决不同意中标公司关于调整规划指标的请求，这块地皮几经周折，最终还是落入陈其跃的手中。有人推算，陈从这个项目中至少可获得2亿元。因受贿罪，叶征已在今年初被温州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自以为已风平浪静的陈其跃于是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没料到刚入深圳，就被浙江省检察院逮捕归案。三四月间，杨秀珠有过几次神秘的家乡之行。随后，方方面面的领导相继给检察机关提要求、施压力：要求保释杨光荣或尽快对杨光荣受贿案结案，但鹿城区检察院予以拒绝。到了4月中旬，事情越来越朝着杨秀珠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先是鹿城区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对杨光荣的侦查羁押期限延长，紧接着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又直接介入此案，将犯罪嫌疑人杨光荣带至杭州，将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册全部上调至省检察院审查。在温州，一些老干部一直认为这家公司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里头隐藏着许多见不得天日的开支和权钱交易的勾当。
弟弟被捕，账册被查，陈其跃落入法网，几起看似偶然事件的重合，令嗅觉灵敏的杨秀珠意识到自己这次确实已被纳入反贪局的视线，“反腐之剑”已直逼眼前。她知道检察机关如果对她这个省管干部进行立案调查和实施布控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利用这个时间差，早有准备的杨秀珠如漏网之鱼，仓惶出逃。
因严重违纪，5月13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杨秀珠立案审查。
据说这里的消息有三点不确：一是陈其跃被捕早于杨光荣；二是陈其跃以六千多万元取得地块，而不是五千多万元；三是这个地块不大，“有人推算这个地块至少获利二亿元”一说不可能。社会上的传闻是陈开发地块之后获利四千万元，将其中的两千万元在境外立账户让杨秀珠用。但在此案未结之前对此说也只能姑妄听之。
就在杨秀珠出事之前，杨等人与之斗并被杨等人赶出温州的陈文宪因受贿十多万元被判刑。陈不是温州人，人们的街谈巷议说温州的干部就比外地干部聪明，十多万元判了个十来年，人家温州人上千万元一走了之。其实，温州的干部因十几万被判十来年的不是没有，有关杨秀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就是被判了十几年刑。但是一点可以肯定，温州的干部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譬如说温州的干部中有不少人采取“一家两制”的办法，杨秀珠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
所谓“一家两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干部，我就去办企业。当干部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却只能混个温饱，在温州这么个经济发达，社会相对比较富有的城市，温饱其实也是一种贫穷，光温饱是不够的。办企业可能会发财，但风险也很大。两人一分工，既保生活无忧，还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后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利用“一家两制”来做权钱交易，来掩盖其贪污受贿的实质的。假设我是某权利部门的干部，我管辖着不少企业或地盘。我让这些企业或属地的人来送礼送钱是受贿，但我让我的家属或亲友办个什么小厂，哪怕家里摆上一台熨烫鞋底上金字商标的小机器也可以。然后给属下的企业发出信息，属下的企业就送业务上门了。你烫的金字五分钱一双，我烫的是五毛。或我只烫了五百双，我开的发票是五千双。你不得不给，因为你在我的管辖之下，只要我不太过分，你乐意将业务送上门。对外讲我的富裕是我家属劳动生产所得，照温州话说是“劳动力兑伙食”。你没有业务送上门，我经常到你的企业查一查，搞你一下，让你明白非这样不可。还有如杨秀珠这样的，安排自己的亲友办个公司，然后将便宜的地块或政府的工程交给你来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转手就倒买，你赚钱就等于我赚钱，查起来我会没事，我没受贿嘛！这样做比之你将工程交给别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这便是某类干部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件事也很凑巧，也是我正在写这一章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分局局长王天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天义也是温州的干部，鹿城区公安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否区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二审认定王天义收受14人的贿赂款总计人民币181。524万元；美金——万元。另有7281249余元人民币、363943美元、291774法国法郎、110780荷兰盾、53678港元、49997德国马克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个数字是解放后浙江的干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称为浙江第一贪。按照王天义这个级别，工作三十年总共不过是几十万元的收入，用以养家糊口之后所剩是很少的。他却有一千多万元的财产，令人咋舌。
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已经查出的14人与180万余元，那余下的近千万元不明来源的资产更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