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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农民增收的结构因素：其一，农业结构的层次仍然较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养、加工的比例不协调；二是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业比例不协调；三是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优质农产品所占份额低，特种水产、绿色食品、优质面粉等供不应求；四是调整结构单一，各地主要着眼于蔬菜生产，而蔬菜品种又集中在常规蔬菜上，结构趋同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使农产品的附加值十分低，农民收入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其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水平不高，经营机制不尽完善。一是加工流通能力不强，企业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弱；二是科技水平较低，出口产品仍然以原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三是加工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度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与农民之间是买断关系，农民仅仅是价格的被动执行者；四是农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农副产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市场信息滞后的制约；五是农业投资和资本运营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上述因素，使农业整体利润率低下，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影响农民增收的国际市场因素中国已经加入WTO，农业的对外开放进程日益加快，农产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加深。根据《中美农业协议》，在2004年前，中国农副产品平均关税从目前的31。5％降至17％，重点农副产品降至14。5％，其中牛肉由45％降至12％，猪肉由20％降至12％，家禽由20％降至10％，葡萄由40％降至13％。中国政府还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取消农产品进口非关税保护措施，不断增加配额。而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生产成本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业已失去竞争优势，以粮食为例，小麦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75。5％，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大米价格63％，粳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9。1％，大豆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48。6％，豆粕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3％。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市场有效需求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农民收入的多少，同时又与农民消费理念、消费途径有关。
（3）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农民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直接的生产者，农副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开拓农村市场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高风险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优化政府支持的方式，又要推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措施也制定了许多，笔者还是认为，最根本的是必须切实改变‘口号农业’。正如工业一样，农业也无法仅从自身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着力点放在农村城镇化，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把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植树造林及生态保护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等建设等同起来，产生综合效力。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根据前面所讲，由于一些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理论上讲，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实际中，正是由于农产品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将会引起农业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认真研究。
二是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在同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逐步暴露出规模不经济、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针对上述状况，通过政府的帮助和扶持，实现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可取的，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不可取，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选择新的战略，并根据选定的战略来确定战术。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过剩、职工下岗失业已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总体上减少了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再就业”的难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进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对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情况，如何应对呢？
（1）农村剩余劳动力何以能够“入城”？
2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造就了1。2亿以上乡镇企业职工和8000余万大多进入城市的流动职业者。这些昔日的农民不仅为民工输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自己找到了相对稳定或不稳定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再就业。
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入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性的，即在由政策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城乡对立及各方面的不平等，使得许多城市职工以“公家人”为荣，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的习惯（利益贵族化）。而农民工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抢占了建筑、饮食服务、环保、农副产品供应等行业并占了绝对优势。随后，农民工还“迂回”渗透到厂矿企业、部门单位，去干那些正式工不愿干的工作，充当“准职工”的角色，以至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即一方面固定工富余，另一方面又使用农民工。“这种在职工富余的情况下仍招收临时劳动力的状况，是一种‘就业陷阱’”，造成了正式工管合同工，合同工管临时工，临时工管农民工，“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怪现象。这种“高成本就业”状况与城市职工不愿“屈尊”的心态相结合，加之改革开放后城市出现了许多机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促成了农民的地域流动。
（2）城市“再就业工程”遏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剩余及职工下岗问题。一方面，在计划经济“高就业”、“低收入”的政策导向下，企业本来就存在着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目标取向与市场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之基本原则必须使富余职工离岗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一场全局性的“下岗”与“再就业工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前下岗职工大多在40～50岁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能够从事的多是低技能、重体力的工作，因此，在对科技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他们重回企业就业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随着城市职工下岗人数的增加，迫于大势，不少下岗职工不再犹豫、观望、等待，而是自觉变“单位人”为“社会人”，走上社会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事社区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进城民工发生了争抢饭碗的问题。而原先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事业单位为了减员增效，也在减少、辞退外来民工。
从总体上说，城市社区能够稳定地吸收外来劳动力而不至于被下岗职工取代的行业与岗位毕竟有限，在一些新兴的、向高层次发展的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文化、休闲服务等行业，城市下岗职工的优势明显大于农民工。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帮助、自身的压力和努力，使得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如火如荼。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多元化，城市职工的就业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单位”意识已经淡化，在“自救”、“自助”、寻找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制约、遏止了农民工进城“再就业”的流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宝藏”，但谁来开采，又如何开采呢？
（3）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就业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进行合理的统筹安排，有步骤地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有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既重要又迫切。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