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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我一直认为普罗大众对你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对你的误读，就有一些遗憾了，我发现几乎没有哪家媒体完整地传播过你的观点，都是在断章取义。
任志强：我倒是能理解媒体。媒体会选择其中有眼球效应的一部分，比如口号一类的东西。我的博客在网上经常被他们改题目，或者只选择其中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内容——作为标题。媒体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趋利一样。有人曾举例说，所有的报纸一定是极左派的，不管是中国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它一定是激进的形式，否则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读者。但是我们中国的极左派是一种没有思考的整体性的极左，就是说从记者，到编导、编辑，一直到上层管理者，都偏向于极左。因为极左在中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极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读者。
事实上国外媒体的极左倾向也存在，但国外媒体的老板都是极右派，所以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老板当然也希望他的媒体极左，否则就失去民众了。但老板本身是属于极右的，当媒体极左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压制很多新闻，这两者之间就会平衡。因为媒体尽管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但是也会反映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在机制上应该有个平衡。只是中国没有这个平衡机制，从上到下都是以极左为主，没有平衡基础，因此媒体就会选择且会被允许选择这些大家认为并不是真实或断章取义的东西。
苏小和：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 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任志强的逻辑（4）
我举两本书的例子，一本是《乌合之众》，还有一本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小和：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所以从小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的活动，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应更多关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机制等，我们也会有很强的支撑。我们也寻求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做了很多企业论坛之类的活动。
关于这两方面，可能一部分人更多关心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他不太关心宏观经济问题，中小企业通常和宏观经济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是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多地跟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汇率，过去几乎不在乎汇率，但是现在汇率已经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所以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关心宏观经济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关注宏观经济了，我们认为它与行业、企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因此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仅从一个行业，而且更多地从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苏小和：当你这么言说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曲高和寡？
任志强：中国有个普遍现象，把家庭内部的文化层次平均一下，大部分还处于初中文化水平。一个电视节目能让全家人都接受，大部分是因为它让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接受。《百家讲坛》在一个家庭里可以得到共同的关注，但是一些对话和经济类节目可能较少有人看，也看不懂。
这既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它会限制人们向上走。所以过去家庭一台电视机，或两台，最后可能发展到家庭里每人一台电视机，各看自己要看的节目。目前，在家庭共同观看的节目中，中学文化为主的东西最受欢迎，或收视率是最高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可是它成为了一种现实。而我们的媒体更多反映出来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东西，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所有人都能听懂。
任志强的逻辑（5）
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说更直接，或者更深一些，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于是媒体就把它演变成了大家能懂的文化，比如说“给富人盖房子”、“穷人要由政府解决”。其实媒体完全忽略了群众应该去听哪种。本来这两个东西的逻辑是对称的，当它变成初中文化程度的时候就是单向的了。所以对于“给富人盖房子”这种表述，受众当然就会产生心理反应。相对来说，当要反映真实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对称逻辑就不被考虑了，给忽略掉了，这时候对称逻辑或者构成的责任关系都被抹煞了。 我的市场理论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你那么多的市场经济理论，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来自于哪里？
任志强：对市场的理解，一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常常看不出来或者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基础。在10年或15年以前，我们就跟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张维迎、樊纲、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我们相当熟悉，他们就是专门研究企业管理的。我说如果你们每人拿着20万块钱，你们能把企业办好吗？他们认为不能，虽然他们可以指导你，或者有很多高深的见解。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发生过这种争论，如果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很多事情是无法用理论去解释的。我们和经济学家相比差在哪儿？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提炼的过程要靠更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企业管理的精华，变成一个共性的东西。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们的案例课里有很多华远的案例，但是他们把案例提炼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在实践中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我没有想完全的东西。
苏小和：经济学、管理学与实践的合作，导致我们有个理性上升的可能。
任志强：对，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对市场理论的敏感主要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不过我说实话，很多人在实践中还是更多地关注既得利益，或者是极有可能被宏大叙事的主流声音遮蔽。比如你之前提到“左倾”或者“右倾”，我想稍稍展开一下。我所了解的王绍光，你应该很熟悉，他就是一个主张政府驱动经济的所谓的新左派。但是我们平时听张维迎演讲，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市场派。我不是说他们两个对立，我想问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个现象，怎么确保在这样的理论选择中找到相对合理的事物。
任志强：还是要靠实践经验来判断。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一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