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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部梢源锏�400亿至500亿，这一数字与美国现在的票房非常接近。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快。当然，十年后企业能否在市场中保持相对高的份额，就要看企业本身的能力了。
假如某一企业现在的市场份额为10％，10年后，当我国的电影票房达到500亿的时候，它仍然能保持10％的市场份额，那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传媒公司了，拥有了50亿的份额。这能做到吗？我觉得有可能，依据是我国拥有众多的中小影视公司，而未来我们可以通过重组、兼并、淘汰、破产等实现产业的集中，从而产生有一定规模的传媒公司。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所在，而很多中国企业家奋斗的目标或者说荣誉感也在于此，并且享受着这种荣誉。
苏小和：那管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如何？
王中军：我觉得，管制不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它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因素。比如在电影行业，放开审批制度，电影市场就会有规模吗？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苏小和：是吗？
王中军：我觉得一定不在这个环节上。对电影我比较熟悉，中国电影票房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屏幕数，在中国，很少有老百姓爱进电影院。
苏小和：所以说，这主要还是营销的问题。
王中军：对。现在，在大城市看电影已经成时髦，可在广大的二线城市与农村，进电影院的人数依然很少。
苏小和：在大城市，进电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王中军：好电影上映的头几天，票很难买到，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屏幕数量不够。我们的屏幕数量与美国相比，还是4 000块和40 000块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几年屏幕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每年大概也只有五六板块的增长。另外，在中国，电影院基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二线城市的电影院数很少，这就更不用说农村了。这是中国的问题，但这也恰恰是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 。。
柳传志的忍耐力（12）
苏小和：既然如此，华谊有没有可能去开拓终端市场？
王中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了，也已经建立了电影院投资公司，但我觉得，如果这仅仅依靠自己的投资，其速度是无法保证的。因为它需要许多硬件设施，有商业配套，有大的购物中心。因此，我觉得如果想实现某一条院线的强大，可行的方法还是有品牌价值与资金能力的电影院去实行整合。我想，当中国的电影院屏幕数达到40 000块的时候，我们的票房也能达到100亿美元。
苏小和：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电影制作业的整体水平不高，或者说整个市场规模还没有做起来，这与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一些关系。对此，所谓的文化观众，或者精英观众更加关注，而普通受众或许并不在意这个所谓的审查。
王中军：我还是觉得，审批对中国电影事业而言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些没有通过审查，或者经审查被删除很多情节的电影，是小众电影，它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没有多大帮助，美国老百姓真正看的也是主流电影。关于人们对我国电影质量不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非诚勿扰》，5 000万美金不到，但它已经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老大。因为我们的市场有限，所以影视公司不可能将电影制作得多精良，这是钱的问题。如果投资一亿美元，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拍出好莱坞大片，而且中国的故事基础、导演能力一点都不比美国差。现在，受屏幕数与老百姓消费习惯的影响，中国电影市场的容量非常小，而一旦中国本土票房达到10亿美元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影的质量也就能国际化了，也就是说在本土强后，我们的电影才能走出去。
市场决定一切
苏小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了。
王中军：我觉得，市场决定一切。比如北京可以建五星级酒店，但小城市却不能，因为没人消费，没人能负担起这样的消费。
苏小和：对电影公司，我想人们还是更多地关注公司的产品。你觉得，编剧、导演、演员以及营销，在华谊哪个最强，哪个最弱？
王中军：对影视公司而言，有好导演没有好营销不行，可光有好营销没有好戏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几块缺哪都不行。但当老板的都会发觉，公司中真正能干活儿的人并不多，这与“二八定律”也很相似，100个人中，真正能干活的只有20个。
苏小和：如果真有20个人干活，那情况也已经很不错了。
王中军：对。越能干的人干的活就越多，他的能力也就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在一家电影公司，那几个最好的导演永远在扛大梁，但没有其他人做陪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老板一定要平衡心态，不能觉得谁都应该特别强，都应该如你一样的水平，或者是所有导演都跟冯小刚一样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
苏小和：2005年，《孔雀》上映，对这部电影人们褒贬不一，你自己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王中军：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1 000万，这也反映出叫好的人不多，票房是最能体现叫好与不叫好的一个数字。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孔雀》的画面很美，文艺气息非常浓厚，但不商业，人们找不到一个进电影院观看它的理由，因为它也可以通过电视观看。
苏小和：在本质意义上，电影应该是商业的。
柳传志的忍耐力（13）
王中军：百分之百的商业。就个人而言，拍公益性质的电影当然可以，但作为公司来讲，每一件产品的出现都带着商业的诉求。当然，每件产品的诉求可能不一样，比如《孔雀》，它虽然不赚钱，但却可以为公司树立品牌。在拍《集结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大的盈利空间，实际上我们的诉求不是盈利，而只是为了拍第一部大的中国战争片，同时给冯小刚营造一个探索的环境，出发点非常低。但这部戏最后盈利了，卖了两亿七千万，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非诚勿扰》就完全不一样，它的目标就是低制作、高盈利。不同的电影有着不同的定位，喜剧片肯定就是商业，广告可以无限多。《李米的猜想》则没有盈利的任务，它的目标就是帮助经纪公司，运用周迅、邓超、王宝强、张涵予四个华谊兄弟的演员的明星效应，拍一部很有意思的小电影，赚个口碑。每部电影都可能是商品，但商品的目的不一样。
苏小和：那种所谓的探索电影，华谊有没有拍？
王中军：有，比如《可可西里》、《秦腔》、《卡拉是条狗》、《鸡犬不宁》以及去年的《李米的猜想》。但我觉得，“探索电影”这个词不一定正确，小制作电影并不都是探索电影，所以我更喜欢小电影的称谓。对小电影，我喜欢拍相对温暖和健康的内容，而不喜欢拍那些所谓的揭示性内容。我没这个爱好。
苏小和：就整个中国电影产业而言，它的市场水平如何？
王中军：越来越市场化。很多方面基本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市场化，很多东西都是透明的。比如，演员的片酬实行明码标价，假设某个演员在电视剧中一集的片酬为10万，50集的戏就应该支付500万的片酬。朋友之间给面子不是给片酬的面子，而是给时间的面子。
苏小和：在这种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主导拍的电影还有吗？
王中军：当然有。在中国，还有纯国有的电影公司，比如中影，但我觉得纯国有不能与国有主导相等同，它也拍商业电影，但它有一些所谓的宣扬主旋律的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可口可乐可以拍片子宣传可口可乐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拍宣传共产党的片子呢？其实两者是同一个道理。但它制作出来的影片照样要受市场检验，因此它必须尽量市场化。《集结号》也可以算是歌颂中国军人的影片，但人们就认为它是商业电影，所以，我们不能有偏见，一部出自纯国有电影公司的影片没拍好，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原因，这其实还是导演的问题。
苏小和：是导演水平的问题。这是否与产权问题有关？华谊就是纯粹的民营公司，而中影则没有这么清晰的产权体系。
王中军：民营与国有各有各的好，私企并不一定就比国有公司好。最初，我国只有中影这么一家电影公司，这么多年走来，它积累的经验比我们多，积累的资源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