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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诸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两种路线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个？是中石油么？是联想么？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绝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
联想的制度建设有点歪打正着
苏小和：我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言论的言说者，而你则是一个市场竞争和自由经济的行动者。一直以来，对联想我都有点抱不平。这么多年来，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这种竞争不仅仅在国内，而且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完全的私营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它的未来发展。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当事人，你怎么解释并解决这一现状？
柳传志：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是以高科技企业性质起家，又属于轻型结构，国家对它的投入很少，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得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什么“是靠自己”呢？1984、1985年的时候，人们给民营经济下了个定义，大概叫“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靠自己”的内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筹资金，那为什么叫自筹呢？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钱，企业要想发展都得自筹资金。
柳传志的忍耐力（3）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20万，而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无法说清楚。1987、1988年的时候，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四通进行考察，希望将四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典型，若干个今天的大牌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教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1989年“*”风波发生，考察结果是四通被定位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四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因此，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对此根本没有理会，只是忙着干自己的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1993年前后，企业发展逐步走上规模，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坎坷，除商业风险外还有一些政策风险。什么是政策风险？当时，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办市场经济的事，难免要打一些擦边球，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以人民币和外汇为例，如我们联想这类企业，需要购买海外的某些元器件才能组装机器，但我们又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国家分配的外汇额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物品价格高昂，严格来说它还属于犯法行为，但企业如果不冒险，它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国家不给现款，但当政府过问此事时，你就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贷款，就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现在的人都很清楚自身的价值所在，因此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根本无法理解。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做出的科学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心里总觉得憋屈，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就只想着如何做得更好。其他的东西，如所有权问题则根本未曾想过。当时我拥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我也有着一种强烈的要干活的愿望，联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起来的。
到了1993、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当时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对这他们肯定不答应，因此我变通了一下，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这个比例为什么是35％呢？这也是之前我们自己提出的，30％太少，40％或50％又怕通不过，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黄金分割最好，35％也就定了下来，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每年赚得的利润分红都被存了起来，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市财政局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就这样我们也就买了下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柳传志的忍耐力（4）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共10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三份，其他的人得一份、得一份半或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所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股权的有与没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中拥有一份、一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分到一二百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7万、8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20万、30万。如果不这样，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多赢。
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八年的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联想的私有化仍然是个敏感问题
苏小和：但从学院的角度，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联想的私有化应该向前更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眼前，但为什么没有呢？
柳传志：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